高祖李淵雄才大略在混沌中原站穩腳跟，建立了李唐王朝，秦王李世民以博大的胸襟簇擁了眾多能文能武的傑出人才。秦王繼位之後勵精圖治，他發現官吏的貪汙與朝代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政治清明國家強盛，反之國家衰敗。
在一套完備的治理體系下保證了唐初官員隊伍的清明，保證了唐初政治的有效執行。
唐朝的科舉制摒棄了“九品中正制”以門第選官的弊端，重視人才。
官員李義府在未入仕之前寫了一首詩：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回書曰：我將全枝借汝，豈唯一枝。
李義府說自己地位低微，祖上無官，恐怕沒有大樹可以依靠，太宗表示我這棵大樹借你棲息，怎麼說無一枝棲息呢。可見唐初對人才的選拔不在門第高低。
唐初是歷史上少有的人才輩出的朝代，比如凌煙閣二十四功臣。唐初也有許多因為軍功入仕的官員，對這些官員的思想教育也是反腐的一個重要關卡。還有許多官員子弟藉著功臣之名升官發財。太宗為此訓誡官員，功臣子弟無功，借祖上光芒，德才不修，家長應該多加督促。這樣的蔭祖之光的富家子弟也不在少數，太宗也重點關注。
唐朝的科舉取士要符合四方面的要求：身、言、書、判。即體貌豐偉，言辭辯正，書法遒美，判文理之優長。這四方面不僅僅要求才學，更重要的是能力以及人品的判斷。
唐初選賢舉能為唐初政治清明打下了基礎，唐初的官員制度也不至於官僚隊伍臃腫，但是唐中期玄宗皇帝任人唯親破壞了唐初的政策，使得唐後期世風日下。
2。官員定期考核
唐初的考核制度是保證唐朝政治清明一個重要的措施。
四品以上官員皇帝考核，四品一下官員吏部考核。考核的結果分為九等，這九個等級決定了官員的獎懲和去留，唐朝官員一般是四年制，最多五年，如果四年都不合格那就要受到懲罰。
考核一年一次，稱為“歲考”，分為四善二十七最，歲考的成績記錄在案，每四年進行一次全國的栓選，栓選的成績也包括歲考的成績。
地方官員也為中央所重視，因為地方官員管理的地方狹小，不及中央，所以地方的好壞多數取決於官員的治理。地方的考核要加入對土地和人口的，土地是否豐收增加或者減產荒廢，人口是否增加等。
可見唐朝對於官員的考核制度是非常嚴密的，一直到開元年間官員的考核制度都在有條不紊地實行，是唐前期官員隊伍清廉的重要舉措，但安史之亂之後很多的考核制度就荒廢了，以至於官員隊伍質量下降，地方勢力崛起。
3。完善監察制度
唐初完備的監察系統作為皇帝的耳目，上查六部下查百官，監察官員不及八品，直接對皇帝負責，位卑權重。因此對監察官員的選拔是極其嚴格的。
監察系統是御史臺，分為左右御史，下轄三院，對地方的監察沿用漢代的“六條問事”，其中問事的主要內容有所變化。
唐初皇帝對監察系統的稱謂不一樣，對地方監察的重點也多有不同，但是都無外乎“廉潔”二字。
除了監察系統之外還有諫官系統，主要是對皇帝奢侈享樂，荒廢朝政提出批評。但在皇權專制制度下諫官作用的大小完全取決於皇帝，貞觀時期諫官從諫如流，後代諫官作用遠不及貞觀時期。
監察系統是保證官僚隊伍清廉的重要工具，在唐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監察系統不同於現代，在皇權專制的制度下監察系統的權力也取決於皇帝的意志，如果皇帝對檢查系統不重視，那麼官員的問題也是難以解決的。
唐代懲貪法制的完善，使政府受到了全面的監督，有效地預防了各級官吏貪汙受賄、以權謀私，為整飭吏治、廉潔行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唐律》對官吏職務犯罪規定了廣泛的範圍和嚴厲的刑罰，唐代關於官吏職務犯罪的立法達到了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
要做到禮法教育官員，而不是一味地施以重刑，教化為主，刑法為輔。但是這並不代表要對犯錯的官員寬大處理，唐初對貪官汙吏的懲罰是很重的。
貪汙受賄以及與金錢有關的其他罪行，通稱“髒罪”，利用職務之便收斂錢財，嚴重影響國家機制的執行，所以“髒罪”在歷朝歷代的懲治都是非常嚴峻的。
唐初的《武德律》、《貞觀律》和《永徽律》都把髒罪列成單獨的一項，分為“六髒”。唐律規定犯貪汙罪的官員不在“八議”減罪的行列，大赦天下也不包括貪汙罪的罪犯。
枉法贓絹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不枉法贓絹犯者，一尺杖九十，三十匹加役流；若主動“乞取”財物者還要罪加一等；如強索超額經濟賠償，因公擅自科斂錢財者，一尺笞二十，每一匹加一等，五十匹罪止徒三年。
在貪汙沒有大額數字情況下，唐代對犯貪汙罪的官員也會處以流放和絞刑等重刑，對貪汙罪零容忍。
唐初政治清明，國家蒸蒸日上，貪汙官員數量不多，金額不巨，貪贓的人員較少，到了唐朝後期就與唐初截然相反了。
唐朝初期沒有重大的貪汙罪證主要是因為，唐初的中央官員都是和太宗皇帝打天下的元老重臣，是戰場上的生死兄弟，對李唐王朝的忠心程度遠比後代官員高。其次太宗皇帝給忠心於大唐的官員豐厚的獎勵，戰場所得財物悉數分與眾將，同時也給予功臣莫大的榮譽與權力。
即使是宰相，皇帝也有權力將其治罪。
唐初的選官、考核以及監察查對唐初保證了官員隊伍的清廉，奠基了大唐盛世的根基，促成了貞觀之治，永徽之治，開元盛世。
清明的政治為大唐開疆拓土樹立起堅硬的盾牌，上下一心，收服少數民族，建立都護府，打通西域關鍵經濟通道，保證國內太平繁榮，百姓安心生產，這些都與廉潔的吏治分不開。
玄宗之前政局動亂，更換過幾個皇帝，但是國家並未因此而走下坡路，反而出現了“開元盛世”，並且達到了繁榮的頂點。
唐初的防腐和治貪措施是符合時代發展的，既有嚴密的組織，又能一以貫之，出現了貞觀之治、永徽之治，開元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