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野叟所著《大清見聞錄·藝苑誌異》載：“自昌黎以名次三王為榮幸，而‘三王’二字遂為雅典。有清亦有兩‘三王’，漁洋與其兄士祿、士祐、連床唱和，人各有集，世稱‘濟南三王’，此詩家之‘三王’也。王煙客太常時敏為一代畫苑開山，四方工畫者得其指授，無不知名。同鄉廉州太守鑑字元照亦善山水，摹古尤精。及太常孫麓臺少司農原祁以畫侍值內廷，法大痴，淺絳尤為獨絕。人稱‘太倉三王’，此畫家之‘三王’也。太常諸公又與常熟王翬石谷號‘四王’，石谷亦太常弟子，太常目為畫聖。”

王時敏

這段文字中，以詩家的“三王”跟畫家的“三王”來對稱，而畫家“三王”以王煙客為首。煙客是王時敏的號，他與王鑑、王原祁並稱為“三王”，因他們三人都是太倉人，而太倉在婁江之東，故後世又將其稱為婁東畫派。後來“三王”中又加上了王翬，故又有“四王”之稱，王翬是常熟人，因此後世又稱該畫派為虞山派。“四王”在後世又被稱為“清初四大家”，再後來又加上吳歷和惲壽平，成為“清初六大家”，六人又被合稱“四王吳惲”。

王時敏《山水扇面》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雖然人們常常將此六人並提，但實際上，吳歷、惲壽平在繪畫風格上跟“四王”有著較大的區別，既便是“四王”也並非同一面目，清方薰在《山靜居畫論》中稱：“國朝畫法，廉州、石谷為一宗，奉常祖孫為一宗。廉州匠心渲染，格無不備。奉常祖孫，獨以大痴一派為法。兩宗設教宇內，法嗣蕃衍，至今不變宗風。”

王原祁

方薰將王鑑、王翬歸為一類，王時敏和其孫子王原祁歸為一類，這種分類乃是依據繪畫風格的不同。方薰又稱，雖然“四王”分為兩宗，但他們的影響力直到今天。清秦祖永在《桐陰畫訣》中有同樣論述：“國初‘二王’，親受思翁指授，故與倪、黃一線相承，開婁東正派。然‘二王’用筆，亦有虛實之不同。煙客虛中取神，落筆沈摯；廉州實處取氣，布墨精湛。兩宗設教宇內，各闢門庭。石谷、麓臺用筆虛實各有心得，即各守師承，頓分兩派。至惲南田之瀟灑出塵、吳漁山之皴染入化，其用筆之或虛或實，在學者不難參觀而自得也。”

王時敏《南山積翠圖軸》 遼寧省博物館藏

秦祖永從運筆方式上將“四王”劃為兩派，而後又提到吳歷、惲壽平的各自不同，並且梳理了該派的歷史傳承，其稱王時敏、王鑑乃是董其昌的親授弟子，而董的畫風又受倪瓚、黃公望的影響，以此說明婁東派乃是南宗正派。該派在康熙年間受到皇帝的重視，由此而成了清代畫派中的主流，其影響力直到當代。

王翬

關於王時敏在“四王”中的地位，清張庚在《國朝畫徵錄》中稱：“王時敏畫有特慧，少時即為董宗伯、陳徵君所深賞。於時宗伯綜覽古今，闡發幽奧，一歸於正，方之禪室，可備傳燈，一宗真源嫡派，煙客實親得之。”張庚說王時敏在少年之時就對繪畫有著獨特的感悟力，後來又受到董其昌的親傳，成為了南宗中的嫡派。

清陳田在《明詩紀事鈔》中亦稱：“煙客續華亭之緒，開虞山之宗，太原、琅琊，一時匹美。石谷、甌香、漁山皆親炙西田，得其指授。麓臺之衍家傳，又無論矣。”這裡的太原指王時敏，琅琊指王鑑，陳田稱王時敏得董其昌真傳，開虞山一宗，又說王翬、惲壽平、吳歷都受王時敏親炙，而王原祁乃是王時敏之孫，得其家學。這段話的言外之意就是，王時敏乃是清初六家中最為關鍵的人物，其他幾位都受其影響。

王時敏《松下茅屋圖》 安徽省博物院藏

然陳田的所言也有不確之處，其稱王時敏曾親炙惲壽平，但是從相應的記載來看，惲壽平見到王時敏時，乃是王時敏病逝前的幾日，王時敏去世後，惲壽平寫了《哭王奉常煙客先生》七絕十八首，其第三首、第四首的詩和小注分別為：

江上薰風五兩催，偏從到日臥庭隈。

見時尚說前宵夢，客自琴川泛棹來。

自注：先生於到日疾作，卻後三日，始與石谷。見先生於床第間，猶雲“前夜夢兩君過我。”

帶水盈盈悵望情，披帷一見慰平生。

依稀十載相思字，欲語含糊聽未明。

自注：壽平與先生聞聲相思，十有餘年，未償一見之願，今夏始獲登先生之堂。

王時敏《雲壑煙灘圖軸》 上海博物館藏

康熙十九年三月，惲壽平到虞山去見王翬，同年六月初九，王翬帶他從虞山前往太倉去拜謁王時敏。二人到達時正趕上王時敏病重，於是他們等了三天才見到王時敏的面，而王時敏跟二人說，前天就夢到他們會來看自己。惲壽平在第四首詩的小注中說，他跟王時敏互通訊息已經有十多年，卻一直未曾見面，直到今天方在病榻前看到王時敏。以此可見，王時敏並無親炙惲壽平之事，顯然兩人是神交。儘管沒有得到親炙，但惲壽平確實是對王時敏十分崇拜，王時敏去世後，惲壽平被王家後人留在家中長達三年之久。

許多文獻中都提及王時敏乃董其昌親炙弟子，還有的文章稱王時敏跟董其昌是兒女親家，實際從文獻記載看，董其昌之少子董祖京是在父親去世後，才娶了王時敏的女兒，王時敏的第五子王抃在《王巢松年譜》中稱：“二姊歸於董氏，文敏公之第四君也。”而董其昌去世後，其好友陳繼儒在《祭董宗伯文》中亦提及這層關係：“兄亦何戀，兄亦何牽？祖京年稚未婚，而婦翁如王太常者，夙聞其家範之端嚴，雖子衿未青，而名師教之，名兄輔之，豈難一博士弟子員？”

南園入口處

既是正統的師徒關係，同時在董身後兩家又成了兒女姻親，亦可見董其昌跟王時敏之間的關係是何等之密切。王時敏所寫的家信有一部分流傳至今，這些信札經過整理後被稱為《西廬家書》，王時敏在其中一通訊中寫道：

此月中旬，松江徐家姊同福官小女到家，住四日而去。其貧已極，衣皆舊敝，頭上皆白骨銅簪。據云口食不周，無以度日，細察其情狀，比前實可哀憐，非有矯飾。去未幾日，忽董家二姊差其妾喜姐持書昏夜扣門，必欲面見。書雲窮困已極，南翔房租，力不能還，房主有見拒之意，欲挈家搬到我家。其作想甚奇。當夜汝母大叱揮之出宅，我差人送夜飯至舟，見欲仙與子俱在船中，我亦佯為不知。次早略送舟金米擔而去。我思徐、董皆天大人家，一旦狼狽至此，雖其望我者深，殊欠體諒。然情關骨肉，豈能恝然。父母俱因貧窘，既不能少有周助，而汝母詞色加厲，絕之已甚，殊為不情。

門牌號

這封信寫得極其真實。王時敏講到其家已經窮困到十分嚴重的程度。某天，董祖京派家人在半夜來敲王時敏家門，請求見面，而後遞上書信。王時敏看到該信中稱，董祖京家裡已經窮到交不起房租，房東準備將他們驅逐，故董祖京寫信來提出要求搬到岳丈王時敏家。王時敏妻聞聽此事，大聲呵斥將此人趕走，然而王時敏究竟於心不忍，派人送飯到船上，而所派之人回來告訴他，董祖京帶著家人都在船上，當然其中也有王時敏的女兒，然而王時敏當時生活也十分困難，無法再養活另一家人，故只好假裝不知此事。到了第二天一早，他還是派人送了一些錢糧到船上。對於這種作法，王時敏也覺得很歉疚，他說董其昌當年也是如日中天的大人物，沒想到他的後嗣竟然如此狼狽，而他也無法給予更多的接濟，只是覺得其妻如此對待，還是有些不近人情。

過廳

無論董其昌還是王時敏，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大人物，為什麼居然窮到連房租都交不起，卻也無法予以幫助？清鈕琇在《觚剩續編》中講了這樣一則故事：“太倉王太常，子孫眾多而賢，顓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天者，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曰：‘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當年的王時敏是何等之風光，兒孫們去參加科考，接連收到捷報，以至於讓吳梅村都感慨說，蒼天都成了你家的門客，只管討主人家歡喜。而王時敏在那時也的確是三代一品、五世鼎甲的家世。可是為什麼到了寫家書的時候，連女兒、女婿來投奔都要拒之門外呢？這件事要從王時敏的家世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說起。

圖書漂流驛站

王時敏出生於顯赫家族，他的祖父王錫爵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而後一路升遷，萬曆二十一年做到了內閣首輔，已經算是位極人臣。王時敏的父親王衡也是位讀書種子，在萬曆十六年的順天鄉試中奪得元魁，但因是首輔之子，受到了言官的猜疑。禮部郎中高桂、刑部主事饒伸上書要求調查是否有作弊之事，後經複試，王衡仍然名列第一，這才平息了眾人的質疑。事情雖然平息了，但是對王錫爵和王衡都有很大的心理影響，王錫爵對外宣稱，只要自己在朝，兒子王衡絕不來考進士，故直到萬曆二十九年，王錫爵已經辭官歸隱十年，王衡方入京參加會試，此次又高中榜眼，於是有了“父子榜眼”的豔稱。

無意苦爭春

雖然王家在太倉有著巨大的影響力，然而卻人丁不旺，王時敏叔祖王鼎爵的兒子早夭，於是王衡就將次子王賡虞過繼到王鼎爵家，但沒過多久王賡虞也去世了，那時王時敏已4歲，王衡又讓王時敏出繼為王鼎爵的嗣孫。到了萬曆三十一年，王時敏17歲的長兄王鳴虞去世了，這樣使得王錫爵膝下僅有王時敏一個孫子，只能讓他迴歸本宗。王時敏出繼時原名王贊虞，歸宗之後改名為王時敏，此時的太倉王家僅有王時敏這一根獨苗。萬曆三十七年，王時敏之父因頭疾發作卒於家中，時年49歲，當時的王時敏年僅18歲，父親的去世令他極其悲傷，為此患上了咳血之疾，並且病情頗為嚴重，經過幾年的治療方得以全愈。

園的主體是湖面

王衡在病中時，王錫爵幾次向朝廷要求返鄉，連上了八道奏書都沒有得到皇上的批准，直到兒子王衡去世後，皇帝才同意他辭職。王錫爵晚年喪子，當然十分悲傷，王衡去世的轉年，王錫爵也去世了。而王時敏原本有三個兒子，後來也先後夭亡，其妻李氏為之悲傷過度，23歲就去世了。古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喪妻之後的王時敏續絃並納妾，後來又生了五個兒子，這才使得太倉王氏漸漸有了起色，更為難得的是，他一生育有九子九女，而九子均有才名。龔煒在《巢林筆談》中稱：“王奉常公九子，發者五分。自崇禎乙卯至今乾隆壬午，甲榜八人，乙榜十五人，副榜五人，而芝廛先生後居其大半。康熙丙子科，中丞公兄弟同登，先生驚憂不已，若過分者。然天道虧盈而益謙，宜其久而未艾也。”

湖邊建築

經過前幾代人的凋零，按說子嗣眾多應該是王家最祈盼之事，但沒想到因為社會的鉅變，卻成了王時敏最大的拖累。在明末時，王時敏曾任太常寺少卿，故後世稱其為王太常，這個職位為正四品，是他仕宦生涯中的最高職位。崇禎十三年，49歲的王時敏辭職返鄉，四年之後驚聞國變，此後的南明弘光政權曾邀其前往任職，他稱病不赴。

靜影

那時的王家因為資產雄厚，故王時敏並未感到經濟上的壓力，曾經自稱：“吾弱冠之年，祖父背棄，遂專家乘。清白之遺，本無藏蓄。爾時國步承平，世途寬泰，滋殖尚易，保守非難。且以舊閱單丁，仰席先人餘蔭，田租歲入，質庫子錢，自足應酬公私贍給。俯仰一切錢穀出入，悉付家倌主之，吾衣租食稅，了不知何有何無也。”（《王煙客先生集·遺訓》）

由此穿入

因為家境富裕，且向來交由管家打理，使得王時敏完全不懂得理財，這種生活在太平盛世尚可維持，但到崇禎後期，因為明朝政府要與東北的滿人和西北的農民軍分別作戰，加大了對南方的稅收，家庭人口越多稅賦越重。進入清代，這種狀況更是變本加利，王時敏不堪重負，於是將家產分給幾個兒子，但家庭狀況仍未得到緩解。《奉常公年譜》順治十八年條載：“是年，吳中有奏銷之禍。朱撫軍將民間零欠錢糧造冊上聞，紳袍衿士釐毫掛欠者，無一得免。江南四郡共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七人，公及子揆俱在欠冊中。”

碑廊

這場奏銷案牽扯到了大量江南富戶，已到了晚年的王時敏也無法逃避社會現實，他在給第八子王掞所繪的《仿古山水冊》跋語中寫道：

吾年來為賦役所困，塵氛滿眼，愁鬱填胸，於筆硯諸緣，久復落落。此冊為兒子掞裝以乞畫者，日置案頭，每當煩懣交併，無可奈何，輒一弄筆以自遣。而境違神滯，心手相乖，如古井無瀾，老蠶抽繭，了無佳思，以發奇趣。

看來賦役之困令到王時敏已經沒有心情搞繪畫創作，窮困到這種狀況當然也無法讓他照顧更多的親人，於是就發生了前文提到的無法接納女兒、女婿投奔的窘境。俗話說富不過三代，董其昌和王時敏兩家的景況，對這句俗語作出了示範性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