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大師。他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係問題，史稱《天人三策》，全文被班固收錄在《漢書·董仲書傳》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問題。漢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當務之急，“何修何飭”，才能使“百姓和樂”，祥瑞普降呢？第二策共四個問題，一是關於黃老無為和孔孟有為的問題。武帝問：堯舜之時，“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時，勤勉工作，“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難道不同麼，“何勞逸之殊也？”二是黃老尚質與儒學尚文問題。三是任德任刑問題。四是現實問題。第三策關於古今之道，漢武帝問有沒有一個萬古不變，百世奉行，而又有利無弊的經常之道呢？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針對漢武帝提出的問題，回答的建議主要有四點：

一、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三、春秋大一統，尊王襄夷；

四、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對任子訾選制。

對於教化之道，董仲舒說：“道”指由此而達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義、禮、樂是推行道的具體方法。君主的所作所為不符合天道，就會喪失統治地位。君主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以整肅朝廷，整肅了朝廷才能整肅百官，整肅了百官才能整肅天下百姓，整肅了天下百姓才能整肅四方的蠻荒之地。君主仁義但亂象仍生的原因在於沒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沒有走向正路。百姓追逐財利，就如水流向低處一樣，不用教化來感化他們，就不能阻止追逐財利現象的發生。要用禮來節制民眾，用義來刺激民眾，用仁來感化民眾。

在談到人才選拔時，董仲舒認為：現在大部分官吏由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擔任，選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有為條件，這樣所選的人未必賢能。古代的“功”是按任官政績的好壞來區分大小，現在卻不是這樣，累積時日就可以獵取財富，任期長久就可以升官晉級，因此很難判斷廉潔和恥辱、賢能和不肖。應該定期從百姓中舉賢，然後根據各人才能大小給不同的官職。

在談到天人之道時，董仲舒說：天對萬物也有一定的賜予：賜予利齒的動物不讓它再長犄角，賜給雙翅的鳥類只讓它有兩隻腳，這是讓已受大利的，不能再讓它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祿的官員，不許靠力氣謀食，不得經營工商業賺錢，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但現在的達官顯貴，身居朝廷高位，俸祿豐厚，卻憑著既富又貴的資質和權勢，與平民百姓去爭利。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後陷入窮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風揮金如土，窮困的人走投無路難以為繼。百姓感覺不到生活的樂趣，就很難避免犯罪。朝廷命官是平民百姓觀察效仿的物件，也是四方蠻夷觀察中央政權的物件。一心只顧追求錢財，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而一心追求仁義，希望用仁義去感化百姓，這才是官員應有的境界。

董仲舒結語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在他看來，儒學有著貫穿天地古今的“大一統”規模，有著關注民生、直陳時弊的正義性，有著“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跡之於古，考之於今”的法理性。結語的宗旨就是要以具有充足正義性與法理性的儒家“大一統”理念統一意志，避免“上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的思想混亂。在決定民族發展的關鍵時期，民族必須建立一種兼有正義性與法理性的政治信仰與文化信仰。漢武帝問策的意義在此，董仲舒對策的意義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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