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6月17日電 6月17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付秀瑩：在芳村〈陌上〉，把故鄉〈野望〉》的報道。
付秀瑩是一位“晚熟”的作家。
2009年，33歲的她憑藉短篇小說《愛情到處流傳》第一次叩開文學大門，從此一發而不可收，進入寫作“井噴期”，創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說，成為各類文學獎項的常客。2016年至今，她在長篇小說上不斷髮力，接連出版了《陌上》《他鄉》《野望》。
她的長篇處女作《陌上》迴歸了中國文學“風俗畫”的傳統，小村莊裡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被事無鉅細地鑲嵌在小說的邊邊角角。以現實故鄉為原型的“芳村”，也從此在文學史上留下姓名。
而在帶有部分自傳色彩的小說《他鄉》中，她塑造了一位走出“芳村”來到城市的知識女性。主人公翟小梨一路打拼，經歷種種際遇，最終達成了自我和解。有評論家認為，《他鄉》以獨特的女性敘事視角，寫出了“一卷當代女性二十年的奮鬥史”。
故鄉是文學的富礦。儘管早已走出故鄉多年，付秀瑩卻始終不肯在精神上離開“芳村”。她說：“我不擔心在一個小地方不斷深入地挖掘，就無法走向更廣闊的世界，恰恰相反，有時候小的就是廣闊的。”
為何“晚熟”的付秀瑩能後發制人？答案顯而易見。不同於外表的文靜纖弱，談論起寫作，付秀瑩隨時隨地能爆發出巨大的熱情和能量：“我熱愛這樣熱氣騰騰的人間，保持寫作蓬勃的激情，我一直想寫，坐下就能寫，並且陶醉其中。”
“滿心滿眼、紙上筆端，都是沸騰的鄉村大地，是明月星辰下沸騰的人群，是生生不息的生活長河裡的浪花飛濺。”在近期發表的一篇創作談中，付秀瑩滿懷熱情地寫道。
付秀瑩在“大家悅讀課”節目錄制現場。
小說家要很“事兒”，才能寫出煙火人生
草地：
十幾年來，您用不同體量、不同角度反覆書寫“芳村”。您現實中的故鄉和“芳村”之間是什麼關係？
付秀瑩：
我的故鄉和“芳村”是實物和影子的關係，小說是在現實基礎上進行藝術想象和加工。每次回到故鄉，迎面走來的可能是你筆下的人物，這種感覺對作家來說是非常奇特和複雜的，但也非常有魅力——我“創造”了這個人物，並且豐富了他，在紙上、在文學世界裡給了他生命，從此他有了另外一個聲音。這種感覺非常奇特，我也很迷戀這種感覺。
草地：
有沒有想過有一天走出芳村，去書寫更大的世界？
付秀瑩：
當我寫好了中國北方這個小小的村莊，可能我就寫好了中國，而中國的就是世界的。什麼是更大的世界？文學就是人學。文學的世界廣闊、豐富、浩瀚，體現在哪裡？在人的內心。無論寫村莊還是寫城市、寫中國還是寫世界，最終都是在寫人心、寫人性。我不擔心在一個小地方不斷深入地挖掘，就無法走向更廣闊的世界，恰恰相反，有時候小的就是廣闊的。作家要及時準確地捕捉、書寫人內心的變化，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是相互映照的。
草地：
您的作品中也出現過很多北京地標，甚至還有一篇專門寫北京地鐵的短篇《在地鐵上》，讓人特別感同身受。在您看來，小說家應該用怎樣的方式去切入現實生活？
付秀瑩：
這是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之間的關係。作為小說家，需要對生活有銳利的感受力。很多人天天坐地鐵，但未必去寫小說；有的人可能感受到，但未必能夠表達出來。小說家要善於發現人們習焉不察的細節——人人心中有，可能人人筆下無。你忽然發現作者的筆，觸動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部分，撥動你的心絃，就突然有了巨大的轟鳴感，有時華麗輝煌，有時纏綿柔情、悄聲低吟，這就是共鳴。
小說家需要用睿智的眼光去觀察，需要有強大的感受力，而且對生活要保持高度的熱情和強烈的好奇心。小說家很“事兒”，世俗生活中的各種樂趣都喜歡去享受、去探險。有這種特質或前提，你才有可能去寫煙火人生。
為“芳村”立傳
草地：
寫鄉土和寫城市，哪個更有難度？
付秀瑩：
鄉土是我內心最疼痛、最牽掛、最深情的部分，肯定是終生都會書寫的。一個鄉村來的孩子進入都市，是不斷撕裂、不斷癒合成長、不斷磨礪碰撞的過程。而作家重新書寫鄉村，用現在的眼光去回望那片土地，又是一重撕裂和碰撞。寫鄉土痛苦又艱難，也充滿歡欣，可以說是悲欣交集。
而按物理時長算，我在城市待的時間超過了在農村的時光，城市生活是我的現在進行時，是耳鬢廝磨的日常。我們說審美是需要距離的，身在此中，反而看不清、看不透。需要距離的暌隔和時間的沉澱，再用藝術的手法去處理它。所以書寫城市生活也有難度。總之，寫作是個艱難的事。
草地：
《陌上》是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此前您已經積累了大量中短篇小說，為何想到用長篇的形式回望故鄉？
付秀瑩：
我發現中短篇不能容納我對生活、對人生、對鄉土的理解，需要一個長篇來展開。那時我經常回到家鄉，看到家鄉的生活和變化，特別想寫寫那裡的人們，寫他們的所思所想、喜怒哀樂。同時也有一個小小的野心，想要為我的村莊立傳。寫生我養我的故鄉——用賈平凹老師的話說，那是“血地”，我跟它血脈相連，打斷骨頭連著筋，所以有了《陌上》。
草地：
《陌上》之後，您緊接著寫了《他鄉》。二者相比，在創作上有哪些突破？
付秀瑩：
《他鄉》一出來，很多人忽然發現，這不是他們熟悉的寫鄉土的付秀瑩了。《他鄉》讓讀者感到“不適”，因為寫城市，語言是抒情的、哀痛的，帶著成長中的撕裂碰撞。很多評論家都覺得《他鄉》是我的轉型之作，但是我深知它不是。有人認為我迄今為止最好的作品就是《他鄉》，寫出了“一代人靈魂的深度”。對我而言，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有的長得瘦弱一點、醜一點，但我依然愛它。《陌上》和《他鄉》都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想在日後的寫作中不斷地去深化、提升它。
草地：
《他鄉》的主人公翟小梨，和您一樣透過讀書從鄉村走向城市，不斷面對各式各樣的境遇和人生選擇。《他鄉》出版後，翟小梨被認為是現代知識女性的代表，是否因為她展現了大部分知識女性面臨的共同問題？
付秀瑩：
這一代知識女性，包括我自己，面臨的肯定是事業和家庭怎樣平衡的問題，二者都是你的戰場。翟小梨最終選擇了迴歸家庭，有些讀者認為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妥協。我覺得不是。翟小梨覺得命運在向她暗示，生活在給她使臉色，我不能視而不見。她的迴歸是對內心的迴應，是必然選擇。她努力擺脫性別對自身的束縛，尋求更大的發展，我覺得這也是大多數女性面臨的挑戰。
草地：
像翟小梨這樣從鄉村走向城市的人物形象，似乎比較密集地出現在“70後”作家筆下。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付秀瑩：
離開故鄉去外地求學，是我們這代人曾經經歷或者不斷經歷的，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珍貴的場景藏在心間。我們大多透過讀書、求學，從故鄉走向外面的世界。為什麼這代人不斷地、密集地去寫成長之路？因為這是我們的來處和去處，是一條艱難曲折、終生難忘的奮鬥之路。所以作家一旦有機會，會不斷地去追憶、去表達、去呈現。我寫作《他鄉》，也是對時代變化的見證、迴應和致敬。
痛飲生活的泉水，流淌在作品中
草地：
您剛剛出版了長篇小說《野望》，這部書接續了《陌上》的故事。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繼續書寫芳村故事？
付秀瑩：
《野望》寫的是鄉村在時代鉅變中展現的新風貌，它和《陌上》是姊妹篇，《陌上》裡的翠苔到《野望》裡做了女主角。《陌上》是散點透視，《野望》則聚焦一戶人家的生活，以小見大。具體而言，和讀者一樣，我特別關心《陌上》裡出現的人物，他們後來有哪些新變化；從宏大一些的角度考慮，我也想寫出新時代、新鄉村、新風貌。
草地：
您都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付秀瑩：
大量田野調查、實地採訪。小說中很多人物的語言都是原話，甚至有的名字是原名。寫到村裡那些標語，都是我用手機拍下來的，非常鮮活。除了這些，還要做一些案頭工作。
我每次回老家，都在村裡轉來轉去，推門就進，到處跟人聊天。這種聊天是滲透式的，他們會跟你講家務事、兒女情，算經濟賬，聊婚喪嫁娶、人情往來，這些“根根杈杈”讓我受益匪淺。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像一棵大樹，你不僅要看到葉子，還要看到埋得很深的根部——倫理、情感、道德觀念、價值判斷，然後透過你的語言去結構和表達。寫作《野望》，我感到自己是大口痛飲著生活的泉水，覺得特別甘甜，馬上可以汩汩流淌在作品中。
草地：
有人認為您是“荷花澱派”傳人，也有人說您的文風繼承自沈從文、汪曾祺，您怎麼看待這一評價？
付秀瑩：
很多人認為我受了沈從文、汪曾祺的影響，也有人認為我作為河北人，肯定受到孫犁“荷花澱派”的影響，我沒法辯解，只能在文字裡“抗爭”。不瞞你說，我是回過頭來，才把他們的作品全部找來看的。我忽然意識到，作為個體的寫作者，我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傳統。根脈就在那，你再怎麼長，還是在這一文脈之中，不可能置身其外。
草地：
從《陌上》到《他鄉》，您的語言風格變化顯著。如何確定一部小說的寫作風格？
付秀瑩：
每一部小說都有不同的敘述語氣，《陌上》是舒緩的，用密集的短句子，有安靜、簡潔的力量，相對比較剋制，沒有大量的抒情，跟鄉村的氣質相吻合；《他鄉》則是比較抒情的，而且用了第一人稱“我”，一定要把心掏出來給讀者，大量的絮絮叨叨，有一種壓迫感。這是敘事語氣造成的敘事效果。這兩部作品在敘事語氣上是完全不同的，語言風格也是不一樣的。
草地：
“70後”作家在創作上有沒有共性？
付秀瑩：
“70後”一直被認為是“被遮蔽的一代”“夾縫中掙扎的一代”，前有大山，後有追兵，聚光燈都在那些人身上。但我們這代人的好處就是不斷堅持。現在大家的創作慾望、經驗積累、審美能力都上了一個臺階，可以說身強力壯，處於創作的黃金時代，正是出作品的時候，更應當不斷積累、不斷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