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刺客做傳，是《史記》一大特色。豫讓擊衣，則是《刺客列傳》裡的名場面。

春秋末期，晉國國政由六大家族把持，相互攻伐。其中智氏最強，先後滅了範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75年，智伯成為晉國執政。因卿大夫趙襄子拒絕獻出封地，智伯聯合魏氏、韓氏兩家對趙氏發動“晉陽之戰”。

快撐不下去的時候，趙襄子派人向魏、韓陳說唇亡齒寒的利害關係。魏氏、韓氏臨陣倒戈。結果，智伯被趙襄子擒殺。然後，三家分割了他的屬地，並將晉國完全瓜分了。這就是開啟了戰國時代的“三家分晉”。

智伯的家臣豫讓為了復仇，更名改姓，偽裝成一個受過刑的人，進入趙襄子的宮中幹雜役，負責打掃廁所，尋機刺殺趙襄子。有一次，趙襄子上廁所時感覺這個人不對勁，就派人將豫讓抓來查問，結果發現他身上藏了匕首。問明理由之後，趙襄子認為他是一位義士，就放了豫讓。

豫讓不死心，用漆塗身使面板潰爛，又吞嚥火炭，燒壞聲帶，改變聲音，繼續謀求刺殺。當打探到趙襄子某天的行程後，豫讓埋伏在橋下。可是，當趙襄子到了橋邊時，馬發出驚嘶，豫讓暴露了，被抓獲。

趙襄子問他：“你不是曾經也為範氏和中行氏服務嗎？智伯殺了他們，你為什麼不為他們報仇，而獨為智伯報仇呢？”

豫讓說：“臣事範、中行氏，範、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這句話的大意是，我侍奉範氏、中行氏，他們都把我當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樣報答他們。至於智伯，他把我當作國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國士那樣報答他。

趙襄子很受感動，但又覺得不能再把豫讓放掉，正猶豫怎麼處置他時，豫讓開口了。他向趙襄子提出一個出乎人意料的請求：“我今天肯定活不了了，請你脫下一件衣服，讓我刺殺一下衣服，這樣我就死而無憾了。”

按照舊本《戰國策·趙策》的記載，豫讓拔劍擊刺衣服，衣服出血了；趙襄子回車要走，車輪沒轉一週，趙襄子就死了。豫讓這才伏劍自殺。

司馬遷在寫這段時，刪去了這種超現實的橋段，只是說：豫讓擊刺衣服後，伏劍自殺。按照他的理解，豫讓擊衣不過是象徵性舉動，絕不會發生那樣荒誕不經、脫離現實的後果。因此，司馬遷特地在豫讓說完“讓我刺殺一下衣服”後加了一句——“用以達到報仇的意圖”，表明擊衣的用意。

經過這樣一番編輯和改造，一段蒙著奇幻色彩的史料，在司馬遷手裡恢復了信史面貌，同時，更加深了豫讓這個人物的悲劇性，給這段故事增添了更多悲壯氣氛。

這種對歷史事件敘述方式的改編，體現出司馬遷嚴謹、細緻、深刻、實在的編輯思路。

此外，作為一部從黃帝寫到漢武帝、貫穿數千年的通史，《史記》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較古的史料。當時的人看古文字，跟今天的人看文言文一樣，理解上也有困難。考慮到讀者的閱讀體驗，司馬遷行文時很注意消除古代文獻史料的語言隔閡。

怎麼消除？翻譯。不是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是同一種語言的古今轉換。可以說，是不是善於翻譯，體現了編輯水平的高低。我們的太史公顯然是個中高手。

古書裡充斥著古奧艱澀、佶屈聱牙的字句，司馬遷進行譯釋時，有的是把古詞語翻譯成通俗詞語，好比當時的白話，契合了當時讀者的閱讀體驗。

比如寫《五帝本紀》要引用《尚書·堯典》。原文說“欽若昊天”，他寫成“敬順昊天”，“宅朔方”寫成“居北方”，“庶績鹹熙”寫成“眾功皆興”。《刺客列傳》採用《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把“光偽足疾”譯作“公子光（人名）佯為足疾”。《魯周公世家》採用古文《尚書·金縢》，把“祇畏”譯作“敬畏”。

如果直譯難明，有時近乎意譯。如《五帝本紀》採用《尚書·堯典》，把“疇諮，若時登庸”譯作“誰可順此事”。

有時為了突出某種含義，使語言更加顯豁，表達更加精準，司馬遷會酌情增加文字進行譯釋。如《戰國策·燕策》裡說：“太子送（田光）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洩也。’”《刺客列傳》採用時在“曰”字前加了一個“戒”字，成了“戒曰”，這就是在敘述中突出表現了太子丹說這話的用意和鄭重、詭秘的情態，凸顯了太子丹多疑的戒備心理，讓接下來田光的自殺一幕更具悲情。

司馬遷這種“翻譯”方式和編輯手法，免不了要增加文字，但為了讓文章通俗易懂，他並不在意。從提升傳播力的角度看，司馬遷的“翻譯”初衷和講故事方式，值得今天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