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明君”，是指英明的君主，出處《左傳·成公二年》：“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 唐·駱賓王 《宿溫城望軍營》詩：“還應雪漢恥，持此報明君。
“廣開言路”向來就是“明君”的寫照，這也是封建社會作為“明君”更願意嘗試帶領國家走“民主路線”的一個寫照。然而，在很多時候，此“廣開言路”卻不同於彼“廣開言路”。在中國古代，“廣開言路”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納諫”，更多的時候，“納諫”的本質，也不過是鞏固帝王政權的一種手段而已。
所以，很多封建帝王，為了表明自己“虛懷若谷”的形象，常常會高舉“納諫”的旗幟。
在高舉“納諫”的皇帝中，不乏明君，比：如唐太宗。根據歷史的記載，唐太宗公私分明，被揭短而不嫌痛，虛心聽取多方意見，開明之極，更讓唐朝出現了一個盛世的局面。由此看來，真正意義上的“納諫”，對於治國安邦的君主來說，真是有著諸多裨益。
而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高舉“納諫”旗幟的君主，都會像唐太宗這樣的開明，有的往往只是效仿歷史，樹立自身形象而已。更有甚者，一些君主把“納諫”這把治國利器，作為了自己剷除異己誘導大臣犯錯，將忠臣送上斷頭臺的一把“利刃”。
這樣的君主，在歷史上也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清朝第五任皇帝嘉慶了。當年，嘉慶帝登基之時，正值清朝由鼎盛走向衰敗的過渡時期。前朝遺留下來的問題諸多，權臣當道，言路堵塞，大臣之間內耗嚴重，朝廷表面風光，實則敗絮其中。
面對這樣的局面，確實給當時剛剛親政的嘉慶帝，帶來了不小的阻力和壓力。
此時，嘉慶帝想要“開門納諫”，最初，他渴望著“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的治國理念，渴望勵精圖治，讓清朝在他的手中呈現出一片繁榮鼎盛的局面。但不幸的是，當時，嘉慶帝頭上還有“太上皇”乾隆帝當道，這也導致嘉慶帝心中的許多治國抱負，無法得以施展。
由於“太上皇”乾隆帝一直手握實權，導致嘉慶帝無法親自治國。而這樣的局面，在嘉慶帝登基後持續了四年之久。直到1799年，即：嘉慶四年，乾隆帝駕崩，國家的實權終於落到了嘉慶帝的手中，他終於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皇帝。
在乾隆帝駕崩幾天之後，嘉慶帝立刻釋出詔書昭告天下：號召大臣們勇於上奏摺進諫，表達自己的治國想法，幫助嘉慶帝改進治國工作。一時之間，朝野上下，呼聲一篇。嘉慶帝的詔書昭告天下後，立即引來了無數大臣的支援與熱烈的相應。
之後，大臣們相繼上書進諫，其中，御史廣興協同給事中廣泰以及王念孫等大臣紛紛上書，一起彈劾了當時權傾朝野的貪官和珅。而嘉慶帝也做了個順水推舟的舉動，下令立即查辦和珅。嘉慶帝的這一舉動，不僅扳倒了國家之患，還除掉了當時令帝王無法臥榻安睡的政敵。
剷除和珅之事過後，朝野上下的大臣們，無不彈冠相慶，拍手稱快。而且，對於嘉慶帝的“廣開言路”，積極“納諫”一事，更是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認可。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表明自己身為明君的治國作風，也為了向大臣們進一步表明自己“廣開言路”的“誠意”，嘉慶帝平反了在乾隆帝執政時期，因為直言不遜而獲罪的曹錫寶和尹壯圖兩位“忠臣”。
這在當時的清朝，更是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原本，早已沉寂的政治氛圍，在嘉慶帝大刀闊斧的舉動中，猶如一潭死水被打破，言路大開。上到國家的朝廷重臣，下到地方的無名小官，都可以上書進諫皇帝，對朝政治國提出意見。一時間，人們心中嘉慶帝的形象，瞬間變得無比光輝。但是，萬事萬物有利就有弊，隨著言路的開放，各種各樣的治國意見，隨之而來。
畢竟，言路大開就會湧現出更多願意為國家積極進諫忠言的大臣，但是，“忠言逆耳”從來都不假。
然而，這些忠言的到來，卻極大地突破了嘉慶帝“納諫”的底線。或許，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積極納諫帶來的後果，這是他不願意面對的。可以說，他只是把納諫作為樹立自身形象，拉進君臣之間距離的一個工具而已。最終，這一切的忠言，慢慢引起了嘉慶帝的反感，因為，當初他選擇廣開言路，也只不過是希望更多的“合於己意”的“正言”湧現出來。
所以，那些“逆耳之言”，嘉慶帝開始越來越反感。
而最初，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嘉慶帝選擇了忍耐，他心中打算，這種對於治國無益的所謂的“妄言”，終究，是成不了大氣候的，由此，他選擇了鼓勵官員們繼續大膽進諫。但是，在君主這樣的誘導之下，越來越多的尤其是那些涉世未深的知識分子們，內心炙熱地以為自己生逢幸世、遇到明君，終於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學了，所以，便開始大肆地抨擊朝廷的弊病。
甚至，還有人肆無忌憚地批評嘉慶帝的所作所為。殊不知，嘉慶帝卻是一個擅長玩“陰謀”的政治家，這也導致越來越多的官員，落入到了嘉慶帝用“納諫”設下的陷阱之中而不自知。
在清朝的歷史中，洪亮吉一案，就是嘉慶帝時期最典型的例子。
洪亮吉是嘉慶時期一位典型的學者型官員，也是一位飽讀之士，當時，任職翰林院編修。因為，洪亮吉博學多才、精通經史，所以，對於乾隆末年，以及嘉慶初期面臨的治國問題，有著特別清晰的見解和認識。在後來的史實中，透過洪亮吉的作品《治平篇》以及《生計篇》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洪亮吉對於當時的社會問題的獨到見解，也是他最早提出：“過快的人口增長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隱患。”
平時的洪亮吉，就是一位性情耿直，直言不諱的人。當遇到嘉慶帝“廣開言路”的治國策略之時，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想要為國家勵精圖治、為民造福的偉大抱負，洋洋灑灑地書寫了將近六千字的進言書，並拜託軍機處大臣成親王，以及吏部尚書朱珪與吏部右侍郎劉權，輾轉將這封諫言書呈交給了嘉慶帝。然而，在這份進言書中洪亮吉用詞十分激烈，他認為：“當時的國家，嘉慶帝雖勵精圖治，但是，沒有將措施運用到根本，國家還是世風日下，賞罰不明。。。 。。。”
並且，還說道：“嘉慶帝看似廣開了言路，實則言路未通暢，大臣們看似整肅了朝政，其實，朝野內部依舊是一片混亂。。。 。。。”除此之外，對於很多大臣的做法，洪亮吉更是給出了十分露骨的抨擊。他認為：“大臣們大多都是欺軟怕硬之輩，整天都在研究如何取悅皇帝而升官，沒有人願意站在為百姓造福的角度，為國家貢獻力量。。。 。。。”而最為過分的則是在進諫書的最後，洪亮吉居然劈頭蓋臉地諷刺嘉慶帝。
據《清仁宗實錄》記載：
“自三四月以來，視朝稍晏，竊恐退朝之後，俳優近習之人，熒惑聖聽者不少。。。 。。。”
大概意思就是：“指責嘉慶帝處理朝政拖拖拉拉，猶豫不定，最後，還諷刺嘉慶帝，是不是被身邊的饞臣、戲子、妻妾迷住而無心朝政。。。 。。。”
儘管，洪亮吉的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朝廷內外的種種弊病，不管是對於國家百姓還是朝廷大臣，亦或是嘉慶帝本人，都是十分有建設性意見的。從他的諫言中，也可以感受得到這位大臣的一片赤誠。但是，他雖然用情至深，但卻違背了嘉慶帝廣開言路的真實用意，也更著實傷害了嘉慶帝的自尊心。
據記載，嘉慶帝在閱讀完洪亮吉上奏的諫言書後大為惱怒，怒斥洪亮吉“誹謗朝政”，認為：洪亮吉以一個小臣的胸懷，妄加評判朝廷百官包括皇帝本人，其用意居心叵測。並立即下旨將洪亮吉革職查辦，交由軍機匯同刑部一同審問。最後，刑部以大不敬之罪，定罪洪亮吉，並處以斬立決。但是，在朱珪等大臣紛紛求情下，嘉慶帝才讓洪亮吉免於一死，改為充軍伊犁。
在這之後，洪亮吉充軍百日之時天遇大旱，嘉慶帝求雨不得，自認為是自己做錯了事情而得罪了上天，所以，這才選擇了大赦天下，洪亮吉因此而得到赦免。但是，他卻不可以再回朝做官，只能返回原籍老家度過殘生，並且，在此期間他還要接受朝廷的監督改造。日子雖然好過了些，但是，洪亮吉最終都未能替自己摘掉“大不敬”的帽子。
在洪亮吉事件發生後，人們也漸漸意識到嘉慶“納諫”下的真實面目，看似表面開明無限的“明君”，原來，也只不過是一位自以為是，心口不一的“昏君”而已。至此，剛剛回春的言路再度被嘉慶帝的舉動阻塞了，這也導致言官們一個個也變得如履薄冰，很少再有忠臣願意冒險為時局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就連小小的建議都很少提出了。
在那段時間，很多本該查辦的大案，也很少有人願意出面去查，生怕做錯了什麼被皇帝治罪，致使曾經一度鼎沸的廣開言路，瞬間被打擊的無聲無息。但是，聰明的嘉慶帝，很快就意識到了這種政治氛圍，十分不利於自己的統治，所以，他又撰寫了《諫臣誡》，鼓勵言官們要向朱雲、魏徵那樣，公平公正地反應朝廷問題，不畏強權見到擾亂朝廷綱紀的事情，要勇於進諫。
然而，現實卻是，官員們早已被嘉慶帝的出爾反爾戲弄怕了，真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即使嘉慶帝再怎麼遊說大臣，也沒有人敢再次百無禁忌而為之了。而最後的結果正是：嘉慶帝如此的心懷叵測導致其自食惡果，朝廷上下被他一手弄的烏煙瘴氣、積重難返！並且，嘉慶帝的虛偽納諫，對後世尤其是清朝的國運，留下了相當可怕的影響。
總的來說，嘉慶帝與他的父、祖相比，是一位既沒有政治膽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沒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於作為品格的“平庸”天子。他上承“勵精圖治、開拓疆宇、四徵不庭、揆文奮武”的“康乾盛世”，下啟鴉片戰爭、南京簽約、聯軍入京、帝后出逃的“道鹹衰世”。清朝社會的固有矛盾已經積累了180年，嘉慶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國由極盛而轉為衰敗的歷史角色。
“引蛇出洞”的招數，讓數十萬的知識分子因為自己的耿直，自己的憂國憂民而慘遭毒手。哪怕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透過歷史依然能感受到嘉慶帝那幽靈閃現的內心，和不斷故伎重演的手段，不由得令人不寒而慄。歷史的車輪總在不斷滾滾向前，有時候，雖然經歷的人不一樣，但是，在很多時候結局卻驚人的相似，這樣用“納諫”當幌子的昏君，真的是數不勝數。
最終，事情發展到最後，大多都經歷了極為相似的悲慘後果，真可謂是歷史可鑑呀！
參考資料：
【《清仁宗實錄》、《洪亮吉》、《清史稿·列傳一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