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23日，“中國最後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逝世，至今已屆33個春秋。

去世前一個月，梁漱溟對來訪的臺灣記者說，他對中國文化的期望，就是“順應時代的潮流”。

梁漱溟是中國文化獨特價值的堅定守護者。他從來“師古而不泥古”，一生撰述，都在中西比較中為中國傳統文化尋找重生之機，也為此進行了系統的理論建構。

重生機會，埋藏於中西文化的協調、融合、互補之中，實現之途上，人力誠然可貴，天時卻無法左右，這大約便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深意所在。

梁漱溟作品《中國文化的命運》

今天的中國，文化重生的天時漸現。這一切應該都在這位“文化先知”的預料之中罷。

中國不是落後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自那以後中國開始山河變色。

以費正清為代表的後代史家，往往把這一年作為500年中國史的分界。因為它明確界定了完整意義上的“傳統中國”的終結，以及以受西方衝擊為特點的“現代中國”的開端。

文明的苦難也正由此開啟。在現代化過程中，內心最痛的一批人，就是王國維、辜鴻銘、梁漱溟這樣的決不在文化上投機的知識分子。

比照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人皆說中國落後，梁漱溟獨不以為然。

“當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蠻生活之時，中國已有高明的學術、美盛的文化開出來千餘年了。

四千年前，中國已有文化，與其並時而開放過文化之花的民族，無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條老命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斷，民族未曾滅亡。”

比較的科學性值得懷疑。梁漱溟認為，如果中國不與西方接觸，那麼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斷不會有這些輪船火車、飛行艇、科學方法和德謨克拉西產生出來，它將永此終古”。

這一切都是西方在擺脫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之後發明出來的，而中國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秦朝建立開始，就已消滅了封建制度，但“迄今二千多年亦不見中國產業發達起來”。

從語境上說，這裡的“產業”應指資本主義。

封建主義的結束，資本主義的誕生，是不是一種必然的進化方向？梁漱溟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人們犯了歷史發展是單線進化的假定性錯誤。

社會形態之劃分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容，但梁漱溟多次強調，即便是馬克思，對中國也是特殊看待的。

“中國特殊論”是梁漱溟所主張的。這一點一直有許多不同意見，但到今天為止，中國社會總是在諸多領域例外於西方理論，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不是落後，這一觀點是反對人類社會的單線進化論的邏輯結果。

不是落後是什麼呢？

“是停滯。”

1918年6月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生與老師在北大辦公處門前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為蔡元培，第六人為陳獨秀，第七人為梁漱溟；第二排左起第四人為馮友蘭

文化早熟

中國社會發展停滯，是因它在文化上早熟。

在1931年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中，梁漱溟打了一個比方。

“一個人的心理發育，本應和身體發育相應，但中國彷彿一個聰明的孩子，身體發育未全而智慧早開。因其智慧早開，轉而抑阻身體發育，身體發育不健全，智慧最後也不能發育得圓滿良好。”

梁漱溟認為，中國的智慧早熟，是因為中國跳過了宗教而直接進入道德，無異於“一步登天”。跳過宗教直接進入道德，以之作為社會運轉的法則，這是他認為中國文化“早熟”的主要原因。

宗教對社會的規範，是一種“外力假借”，“而外力實在就是自己”。所以，人藉助宗教這種外力來尋求道德力量，就比道德多了一道彎。

“在人類文化歷史上，道德比之宗教，遠為後出。”在梁漱溟看來，道德比宗教更為理性，但理性原是漸次開發的，社會生命上，須有社會經濟文化之進步為基礎。“不料古代中國竟要提早一步，而實現此至難之事。”

西方自羅馬時代到宗教改革，一千多年裡都籠罩在宗教控制之下，而中國從孔孟以降便開啟了倫理本位的社會構造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文化時間上一直在等待西方的腳步，而精神上則等待外部的理解。不過最後等來的不是比肩和理解，而是新的突變線索出現，是凌厲的工業文明的介入，並彼此衝突。

此時的中國文化，就欲停滯而不可得了。

宗教講利害，而道德重是非。宗教以禍福關係、末日警告、天國誘惑等內容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其本質還是利害權衡；而道德倫理則來自人們對是非對錯的直覺感受，彼此並非利益關係。

梁啟超先生新會故居

在社會文化上，這其實已經出現了根本性的分野，故而中國傳統社會與西方現代社會完全無法在“同一頻道”上理解問題。

譬如，西方的權利觀念是歐美政治思想的“元要素”，其實也是一種利益關係，對於習慣了倫理規範的中國人而言，一開始根本無法接受。

梁啟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一書中就指出：“最簡單最親密者如父子夫婦相互之關係，皆以此觀念行之。此種觀念入到吾儕中國人腦中，直是無從理解。父子夫婦間何故有彼我權利之可言？吾儕真不能領略此中妙諦。”

現代化“沒那麼簡單”

跳過宗教，尚不會造成物質力量上的強弱之判。梁漱溟所說的早熟，還包括另一層意思：中國文化還跳過了科學思維。

學術的發展是為了應付人類生活的需要，因此人生有什麼問題就會產生什麼樣的學術。在《東方學術概觀》一書中，梁漱溟把人類生活的問題分解為三個階段。

第一問題，是“人對物”的問題，就是透過科學研究改造客觀世界，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這一點中西皆然，不過在知行關係上，中國人重實用，為行而求知，而西洋則另有為知而求知的傳統，“不必為其有何用處”。“西洋科學發達正在此，反之，中國人務實用，科學就萎枯了。”

第二問題，是“人對人”的問題。第一問題讓“人脫離動物界而成為自然界真正自覺的主宰”（恩格斯），主要問題就轉入“人與人如何得以和衷共濟，彼此無忤”。“一向多為對外物的認識利用的學術，卻疏忽於認識人類自己者，將不能不反躬以求體認此身此心而得其善自調理涵養之道。”

梁漱溟認為，這第二問題是在階級社會消亡之後出現的，而在他看來，孔孟以後，中國的階級社會即已消亡。

而第三問題，有些類似於“共產主義實現之後人的存在方式”這樣的終極問題了。“客觀條件無任何問題存在，人們乃始於煩惱在自身，初不在外，大有覺悟認識，而求解脫此生來不自由之生命焉。”他認為，這時“出世之學將為人所講求”。

把中西文化（學術）裝進這三階段裡去，科學是第一期，儒學是第二期，中國道家之學和印度瑜伽學（禪定）介於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間，佛家之學則屬於第三期。

梁漱溟判斷，當今世界學術文化還在第一期的末期向第二期轉進期間，但屬於第二期、第三期的學術文化卻遠在古中國和古印度就已出現。

“往昔中國文化造就過早傾向於第二期生活，乃大大缺略於第一期之所應有。”這一句話，已經表明梁漱溟的“文化早熟論”並不是出於自矜自伐，而是他思考中國未來的一個重要的邏輯原點。

被“大大缺略”的怎麼補上來，不正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思考嗎？

他承認中國人缺乏科學精神。“西洋科學家有冷靜地專於求知之精神，而中國人夙缺乏之。”他說，墨子是一位邏輯學家和科學家，但科學精神在古中國“萌茁而後來喪失不傳”。

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他還告誡：“今日新中國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在科學方面追趕西洋，仍急求現實效用而視理論研究為後圖，似乎古風尚未見改。”

他反對的是從整體上否定中國文化，“乃至道德都不對的”。

中國文化外形上幼稚、骨子裡深沉，但自洋務運動以來，“流俗認病不真”，簡單地以為中國幼稚落後。梁漱溟反問：“中國若單純是一尚未進步的社會，那問題不早簡單容易解決，沒有今天這麼麻煩了嗎？”

中國文化的天命

這位自信揹負“天命”的思想者，時刻不忘文化復興。“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倡導，可有哪個出頭？”

但他並不是一位一頭紮在故紙堆裡的老夫子。相反，他是一名活躍的社會活動家，是“實幹派”，而這一角色要求他對中國文化的短板有深刻認知。

德先生和賽先生，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公認的價值，也是中國傳統所闕如的。梁漱溟並不否認中國對這二者的需要。

對科學他是鮮明主張的，“近代西洋人最偉大的成功即在科學技術之進步，為古人所無，亦為他方人所無”；而對民主的達致，他則有自己的認識前提—民主精神並非西方人獨有。

對民主精神，梁漱溟有一個精彩的“五步推理”。

梁漱溟認為，民主精神的根本就在第一點，即“承認自己也承認他人”，而這一點中國並不缺乏。先賢主張的“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承認旁人，何等明白。既然有了這一根本點，後面四點就是相隨而來，並不存在硬性障礙。

那麼，為什麼“民主”在當時的中國卻成為了新鮮事物呢？梁漱溟認為，這是因為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的經驗。

最早的人類並不是盧梭所謂的“孤獨的野蠻人”，而是天生過著集團生活或家庭生活，只是西方人偏趨前者，中國人偏趨後者。由於缺乏進步的團體組織，所以中國之病，一在散漫，二在被動。

這一認識前提確立之後，他對主流的倡導就無法認同了。

西歐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自我中心、權利觀念，都是對中世紀嚴厲的封建控制的抗爭手段和最後結果，是對過度的集團生活的反動，但中國非但不存在這種嚴密的集團生活控制，反而正好缺乏它。

所以，這些所謂普世之價值，“在他們是對症下藥，而在我們缺乏團體生活者恰好藥不對症，更且加重其散漫之病。”

未來的中國文化該怎麼走？他的觀點是在父子、夫婦、兄弟、君臣、朋友五倫之上增加一倫，即“團體對個人”“個人對團體”的相互關係，兩者彼此尊重，由此養成民主的氛圍。

“倫”，是人與人的關係。

梁漱溟認為中國所長是“人對人”，而西方所長是“人對物”，這正是兩者文化殊途的根本所在。

人對物是“對外用力”，考慮利害權衡，用來制勝自然，是非常成功的，結果就是科技發達。但用這種態度處理社會關係，除了勢力均衡的民主制度外，大體上是失敗的。運用在民族之間、國際之間，就會釀成大戰，毀滅人類和文化。

就這一判斷而言，可以說他和馬克思最終走到了一起。“近二百多年，科學技術的進步，與資本主義的工業互為因果。

資本主義是個人贏利，自由競爭。科學發明有助於贏利，贏利獎勵了科學發明。一切新技術發明，掌握在資本傢俬人手裡，而未曾掌握在社會公共手裡。

大利既在資本家之手，而大權亦隨之在其手。國家雖有進步，亦不免為其所左右，內則演為階級鬥爭，外則演為民族鬥爭，整個世界為之擾亂不安。”

因此他預言，“最近未來之世界文化，將為中國文化之復興”，即以倫理本位取代自我中心，以是非取代利害。“人與人之間，原是隻該講理，不該講力的”。

中國文化這個“老小孩”，被捲入現代化潮流之中，起落浮沉，甚至灰頭土臉，但在梁漱溟看來，它最終還是擔負著制約人類慾望、重建道德理性的天下之重。

作者 | 南風窗新媒體主編 李少威

編輯 | 煎妮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