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代後，對原有的國家機器進行了調整，形成了全新的權力架構。在這一輪權力洗牌中，一個全新的機構——通政司誕生。這個主要負責處理奏章的部門隨著明代歷史的發展起起落落，從明初的炙手可熱到明末的無人問津，側面反映了明代中央權力的流變。

一、通政司興衰

1368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於南京稱帝，建立了明朝。立國初期，朱元璋沿用元代制度，在中央“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參知政事，以統領眾職”；地方設定行中書省，掌管地方行政、軍事事務。

圖1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明初丞相的權力甚大，對中央各部門有統屬關係，並有權在皇帝處理奏疏之前審閱奏章，選擇其中部分上呈。在這樣的制度下，丞相胡惟庸權力和野心膨脹，“獨相數年，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並在其他多個方面對皇權構成了威脅。忍無可忍的朱元璋處死胡惟庸，廢除了延續千年的丞相制度。大權在握的朱元璋起初感覺很好，然而失去中書省對奏摺分類處理後，皇帝每天面對如山般雜亂無章的奏章日漸崩潰，終於在洪武十年七月設立通政司專管奏章。

明初通政司地位甚高，位列九卿之一，排序在都察院之後、大理寺之前，獲得了丞相拆分、整理、遞交各類奏章給皇帝的權力，承擔起“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公文，奏報四方章奏，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情聲息災異等事”的重任；在常朝理政時，通政司長官通政使要向皇帝稟奏朝中各種事務；議大政、大獄以及會推文武大臣時，通政使均有資格參與。明代叱吒風雲的六科言官，在這時也是通政司下屬機構。

圖2 朱祁鎮（1427—1464），即明英宗

通政司歷經在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一直受到朝廷重視。然而好景不長，到了正統初年，英宗九歲即位，無法臨朝理政，內閣“三楊”代帝秉政，明初發揮重要作用的常朝就此流於形式，終明一代未有改觀，通政司的權力就此失去一大塊，“每遇常朝，通政司奏事原不拘起數。《寓圃雜記》雲，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朝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衝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新制，每日早朝，只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依所承傳旨而已。英宗既壯，三臣繼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至天啟時，惟奏二事。及餘於崇禎之十年間侍班，猶見奏四事，格套相沿，無裨實政。”

圖3 《寓圃雜記》明朝王錡撰，是書載明洪武迄正統間朝

到了明代中後期，皇帝怠於政事，很少批閱奏章，通政司地位更是每況愈下，在其中任職的官員甚至會受到朝臣歧視，其中最典型的是萬曆朝時一次朝臣站班位次爭端。

萬曆十三的一次朝會時，時任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的倪光薦按照洪武朝制定的《禮儀定式》本應站在都察院長官趙錦前面，然而以強鯁著稱的趙錦就此勃然大怒，公然說“我不能尾謳兒之後”，並拒絕入朝班站位。退朝後，更是對時任吏部尚書的楊巍表明自己的態度：“部院大臣品級相同，而班有先後，則以衙門為序。今光薦品僅與錦同，而仍掌通政事，乃欲班錦上，是以通政加於都察院之上，非制也”，認為倪光薦即使兼任工部尚書，但因其仍然執掌通政司事務，站班就不能排在掌管都察院事務的自己之前。

此次爭執在朝中掀起軒然大波，倪光薦上疏皇帝說明事情緣由，出人意料的是，神宗並未處置違反祖制、挑起爭端的趙錦，反而給他加官兵部尚書，按例得以站班在工部尚書之前，方才得以息事寧人。皇帝對爭端和稀泥的處理態度，真實反映了此時通政司江河日下的政治地位和官員飽受歧視的仕宦狀況。

此後，烜赫一時通政司再也沒能夠翻身，成為朝臣口中的冗濫部門在明清兩代長期沉淪，戊戌變法時被康梁斥為無用部門的典範，清末新政時遭到裁撤。

圖4？明朝中央集權制

二、通政司為何衰落

通政司在建立時被明太祖寄予厚望，然而，隨著明王朝的發展，卻逐漸趨向沒落。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

1。皇帝關注度的下降

在封建集權國家中，皇帝對待政務的態度和處理政務的方式關係著國家機構的興廢，通政司這種對皇權依附性較強的機構更是如此。

通政司職能能否發揮的關鍵，在於轉呈的奏疏能否受到皇帝的關注，並得到及時有效的批閱回覆。

明代前期的幾位皇帝勤於朝政，對臣民奏疏批閱效率較高，留中不發並不多見；到了明代中後期，皇帝多較為怠政，常朝日稀，甚或數十年不上朝；親自批閱的奏疏較少，大多交給內閣與司禮監處理。而以閣臣為代表的高階官員自永樂朝開始更多使用密疏直達御前，這使得皇帝更加懶於批閱言辭空洞的常規奏章。再加上廠衛等特有的特務機構為皇帝提供了大量的私人奏報，這都使通政司地位遭到嚴重削弱。

圖5 明代特務組織東廠梅花令牌

2。明代政府結構的變化

通政司良好執行的前提是廢丞相後，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的高度皇帝集權體制良好執行。但洪武、永樂之後的列代帝王在工作能力和工作熱情都日漸消退，與之伴隨的，外廷文官集團中，內閣權力日漸增長，與其他衙門逐漸形成有實無名的統屬關係；內廷宦官集團中，司禮監成為內官二十四衙門之首，在一定程度上代皇帝行使批紅權，與內閣相互制衡。

通政司作為外廷中的一員，日漸受內閣擺佈，天子喉舌成為權臣鷹犬，如嘉靖朝的通政使趙文華便認嚴嵩為義父，在嚴氏專權中起了重要作用。內廷中，更是出現了文書房這一機構，負責“職掌通政使司每日封進本章”，要將通政司呈上的奏章進行再分類，使通政司的工作變得可有可無。

圖6 嚴嵩（1480年－1567年）

3。通政司官員自身墮落

明朝中期，政府日益腐敗。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通政司官員也未能潔身自好，官員醉心於追逐個人利益，奏疏洩密等事件屢見不鮮，如孝宗朝通政使沈祿向外戚張鶴齡通風報信，干涉了朝廷正常鹽政執行。通政司官員墮落使部門工作質量急劇下降，加速了其走向衰落的程序。

通政司在明初運轉良好，明代中期開始漸趨沒落，直至徹底淪為“閒署”。這一過程司正是明初皇帝集權體系隨時代發展，走向轉型的必然結果。隨著“通達下情”的通政司日益走向衰頹，明代皇帝得到的資訊所夾帶的私貨也越來越多，明帝國也無可避免的逐漸走向日暮。

文：清涼山居士

參考文獻：《寓圃雜記》《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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