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現在還不是互相指責的時候，當務之急，是把這樣一場大敗化小，小敗化無。

兩人思來想去，想到了兩點：

一，襲擊耀州的行動因為覺華島的舟師失期不至，擱淺了。

二，魯之甲和李承先的意外死亡是“巡河哨敗”所至。

有了這兩點，孫承宗覺得，要瞞上欺下那是綽綽有餘了。

——襲擊耀州的行動之所以失敗，全怨覺華島的水師不守信用，沒來，不能怪我。而李、魯前去巡河，是例行軍務，不是高層精心策劃的進攻，不存在領導責任，他們在巡河探哨過程中遭到襲擊，算是殉國行為，只可表彰，不可批評，如果非要批評，就只能批評他們自救能力差，脫逃戰術欠缺，與高層領導無關。

然而，孫承宗這份自以為聰明的報告還是沒逃過有識之士的慧眼。

大家都知道他這是推諉責任。

對於他所說的“覺華島水師失期不至”，王在晉的看法是：“按陸兵可以程計，水兵不可以日計，水陸約期於二十七日舉事，水兵並無訊息。世龍料理如此，焉得不敗。”（語見《三朝遼事實錄》卷十四）

應該說，王在晉的看法是對的，水師行軍，全憑帆船，而帆船航行與風向密切相關，如果沒風，或者逆風，則行程就難以預定，所以所謂失期不至云云，作為軍隊統帥，是應該有思想準備的，你孫承宗卻非要指定水陸兩軍在二十七日會合，這本身就荒唐可笑，再把責任全推給水師，既不厚道，也顯得無知。

至於謊報李、魯二人是“巡河哨敗”，王在晉更是異常憤慨，異常痛心，憤然罵道：“耀州非奴酋緊要地，勝亦不為功，且大敗耶。關內道劉詔查報，魯之甲原為東哨接渡難民，其欺罔之甚至此。”（《三朝遼事實錄》卷十四）

總之，不論孫承宗想如何輕描淡寫地淡化這次大敗，但有一點卻是無論如何也掩飾不過去的。

那就是：未攻耀州之前，遼東的總兵力是十二萬人，經此一敗，只剩下五萬八，逃散了六萬多人。這逃散的六萬人中，有一些是在三岔河直接溜號的，但有更多是在大淩河、松山、寧遠，甚至山海關就跑路了的，可見軍心之敗壞，根本不經一戰。

在言官的彈劾下，孫承宗的老臉也實在抹不開了，算了，還是繼續申請退休吧。

這一次，朝廷批了。

孫承宗得償所願地從遼東撤下來了。

只是，他留下的爛攤子由誰來收拾呢？

孫承宗捅下了婁子，走了。

接替他的倒黴鬼是高第。

高第，字登之，灤州（今河北省唐山市灤縣）人，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為官清正廉潔，頗受人民愛戴，曾任臨潁（今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縣令，大開官倉賑災救荒，“醫活數萬人”。在巡撫大同期間，更有掏個人腰包助邊將撫賞的光輝行為，軍中口碑極佳。天啟四年（1624）一度致仕，然而不足一年又復出，任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隨即升任兵部尚書。

孫承宗離任，天啟便賜高第蟒衣玉帶，令以兵部尚書經略薊遼。

之所以說他是個倒黴蛋，是因為孫承宗襲擊耀州的行為已打破了遼東戰場上的相持局面，明軍所面臨的將是後金瘋狂的報復。而新敗過後的明軍軍心渙散，士氣低落，形勢堪憂。

工作該怎麼展開啊？

他急得直抓狂。

兵科給事中李魯生給他支的招是：趕快收縮兵力，撤離沒有城防設施的右屯、錦義等地，歸併堅城寧遠，堅壁清野，深溝固壘，做好迎戰準備，“遏賊不得西突。”（語見《明熹宗實錄》卷六十三）

高第也覺察到寧遠以東的錦州、松山、杏山、右屯等城不是“大而朽壞”就是“小而低薄”，而這些地方又全是“前鋒遊哨之地”，他本來的預案也是“夏秋無事防護屯種，入冬遇大敵則歸併寧遠以便保守”。聽了李魯生的提醒，頓感形勢緊迫，於是緊急向關外發出嚴諭：“昨日邊釁已開，敵人尋思報仇，將大舉來犯，此何等時也，猶不思護內而防外乎？”（原文見《明熹宗實錄》卷六十三）嚴令前線各級將領迅速撤離右屯、錦義等沒有城防設施的地區，集結在堅城寧遠“共圖防守之策。”（《明熹宗實錄》卷六十三）

高第的諭令是在天啟五年九月發出的，照理說，寧遠、錦州、右屯一帶的“道、鎮”應該早作準備，不會有太大的損失。

然而，悲劇還是發生了。

第二年正月，後金方面採取行動了，錦州、松山、大淩河、小淩河等地的明軍這才如夢初醒，“焚房谷而走”（《清太宗實錄》），倉皇逃命，狼奔豕突，潰不成軍，儲藏在右屯的三十萬石糧食全部落入後金的手中。

怎麼會這樣？？

造成這一慘相的人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袁崇煥。

說起袁崇煥，那可真是一個不怕死、敢玩命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