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士人唯錢是念，賄賂請託以積財聚錢；好名相尚，放浪形骸以自命通達；弄權求階，口談玄言以追求仕進。致使追求奢侈腐化而鄙視清儉、沉溺任情放誕而輕蔑禮法、崇尚清談虛浮而鄙薄實務計程車風充斥朝野。這種士風的風靡，造就了士人縱情耽樂以自適，依阿無心以自全的政治品格。

這一士風氾濫和士人政治品格淪喪的緣由，西晉建國的政治現實難辭其咎。不那麼名正言順的立國，使得一經建立的西晉政權的合法性就遭到質疑。士人對這一政權的不完全認同，使其不復有忠於朝廷的向心力與報效君主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士人歸陽去就多視一己私利，人格逐漸由獨立轉向依附。同時，憑藉權術暴力而非立功積德建立起來的西晉政權，大大降低了司馬氏皇權的神聖性。

治世理想日益淡漠

既然司馬氏為其家門私利儘可把名教綱常棄置一旁，而且他們居然就成了勝利者，那麼即使是其黨羽們，心底也很明白，這天地間其實並無懲惡褒善的最高正義裁斷，個人擁戴政權不過出於身家權勢所繫，並隨即起而效尤，爭先恐後地把私利最大化奉為圭臬。由此，士人對皇權的敬畏之心也大打折扣。這樣一來，士人就缺少了弘道濟世的敬業精神，失去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其治世理想日益淡漠。

這種政治現狀，還制約了司馬氏皇權的發揮，使之對於構成西晉政權支撐力量的官僚群體，更多的是優撫籠絡。建構在這種政治現實基礎上的各種制度，毫無疑問，是司馬氏政權對官僚權貴和勢家大族極力拉攏以獲取支援的最好證明。九品中正制和佔田蔭課制是司馬氏政權對士人權貴賦予各種特權的最典型制度。頒行於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晉發生了質變。“計資定品”品評標準的增加，以及中正官由擔任中央官職的各地大族權貴兼任，使得此項制度逐漸成為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工具。

庸庸者顯赫，高才者沉淪

這種變相的世襲選官制度，使得士族權貴儘管無才乏德，卻可依憑門第安流平進，從而失去了建功立業與自我完善的熱情和動力。在這種情形下，士人由對社會政治的關注逐漸轉向了個人的縱情享受。這就是西晉士人浮華趣競、不務事功而奢侈荒淫、放蕩恣情的重要原因。另外，品分上下、清濁分流，使得西晉的官場的上下層斷裂。“庸庸者顯赫，高才者沉淪。”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士人群體與政權的疏離。如果說九品中正制是政治上的籠絡，那麼佔田蔭客制則是經濟上的優容。

官吏依官品高低佔有土地和蔭附人口的規定，不僅承認了官僚貴族的既得利益，而且還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其世襲經濟特權，最終促使得國家的官僚演變成了社會經濟意義上的特權階層。他們勢必利用經濟上的特權，佔山封澤，興建莊園，廣置產業，透過這些方式累積了大量資財，這就為他們的奢侈性消費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由此，士人可以無所顧忌的耽於逸樂、縱慾奢糜，西晉社會瀰漫的奢華風氣也就不難理解了。

綜上所述

西晉政權來源不合法及其杈力中心的構成，是西晉各種士風風靡和士人心態發生轉變的直接原因。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各種制度，滿足了官僚權貴對權勢和財富的要求，確立與保證了其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助長了西晉腐敗風氣的形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種士風是西晉歷史的特殊性造就的，而非歷史發展的必然。頹廢的社會風尚的流行，與朝不慮夕的政治環境和人命危淺的自然環境也不無關係。

我們知道，晉室是司馬氏集團是在曹魏舊臣的支援下，透過和平禪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這種特殊的易代方式，使立國之後的西晉，竭力拉攏曹魏貴戚子弟和保全曹魏舊官僚的政治地位。然而這種優撫寬容並非沒有底線，一旦士人言行危機其統治，“外寬內忌”司馬氏必加以嚴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