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政體”這個名詞的原始含義相當於“公務團體”，是指執行最高治權的統治者。這些最高統治者可以是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當最高統治者是一個人時，我們稱作君主政體或僭主政體；當它是少數人時，則屬於貴族政體或寡頭政體；而當它是多數人時，則為共和政體或平民政體。
因此，共和政體是指以群眾為統治者而又能照顧到全邦人利益的政體。古代文明中，大部分國家都實行君主政體。雅典人直到梭倫改革，才逐漸從王政時代轉向民主時代；而羅馬人也是在驅逐塔克文之後，才進入共和國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共和”一詞起源於西周。《史記·周本紀》說西周末年，周厲王無道，百姓不堪壓迫，因而發生了“國人暴動”，厲王被逐出都城，流亡于山西。之後，國家出現了沒有君主的局面。為此，召公與周公二相代理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後，厲王駕崩於外，二相便迎立太子繼位，是為宣王。這說明從厲王流放到宣王繼位之間的這十二年裡，國無君主，大臣行政，西周政體發生了變動。而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共和”也便成了“君主”的反義詞，那麼西周時期是否真的實行過無君的共和制？
國人暴動後，西周短暫結束王政時代
《史記》裡關於“共和”的記載
周厲王被國人驅逐的事散見於各類史籍，其中以《左傳》和《國語》最早。《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記載說：“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這是說周厲王被驅逐後，有諸侯暫時脫離自己的本位，代替周王來行“王政”。《國語》則說：“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對於這件事，《史記》在不同地方都有記載。《齊太公世家》說：“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魯周公世家》說：“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燕召公世家》說：“燕惠候當週厲王奔彘，共和之時”；《管蔡世家》說：“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衛康叔世家》說：“周厲王出奔於彘，共和行政焉”；《晉世家》說：“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從這些世家的記載中，可以歸納出幾條資訊：
一、周厲王曾遭遇國人暴動，被迫流亡於彘；
二、厲王出走後，有大臣代其行政，並將這種行為稱為“共和”；
三、共和行政一共持續了十四年；
四、共和行政時，王室衰微，諸侯多叛周；
然而，依然有兩個問題困擾著我們。第一，代周王行政的“大臣”究竟是誰？第二，在共和行政的十四年裡，國君的位置是否一直是空的？也就是說周朝的君主制政體是否發生了改變？《史記》的世家部分沒有明確說明，在《周本紀》中才給出了答案。裡面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這說明代周王行政的大臣是召公和周王兩名宰相，而厲王一直在外流放了十四年，君位空虛，直到他死後宣王才繼位，所以周朝一度出現了“虛君共和”的局面，然而這只是《史記》而且是《周本紀》裡的說法。
共和行政標誌王權的衰落
先秦古籍中關於“共和”的不同描述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認為“共和”就是周召二相代天子行政時的年號，記作“共和元年、二年”等。然而在漢武帝之前，古人採用的都是干支紀紀年，並無年號的說法。在《春秋》裡，也都是用國君在位的時間來記載年歲，如隱公二年、武公三年等等。魯昭公在二十五年時被三桓逐出國門，一直流亡到三十二年才死，《春秋》並未因此而另設年號。為何周厲王出奔後就按“共和”來紀年了呢？先秦古籍認為，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名叫共伯和的人入京攝居了君位，所以才用“共和”來紀年。
《清華簡·系年》記載說：“ 厲王大虐於周，卿李、諸正、萬民弗刃於厥心，乃歸厲王於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厲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歸於宋。”《汲冢紀年》說：“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這些先秦古籍說明代天子行政的“大臣”不是周公與召公，而是“共伯和”。《漢書注》說共是國名，伯是爵名，和是人名。厲王被驅逐後，共伯和被大臣們迎入王室，暫居君位，代行王命，所以他攝政的這十四年稱為“共和”。這樣，先秦古籍與《史記》存在兩處矛盾：
一、《史記》認為厲王出奔後，主持朝政的大臣是周公與召公，先秦古籍認為是共伯和；
二、《史記》認為在厲王出奔之後，宣王繼位之前，西周朝中沒有國君，先秦古籍則認為有一個攝政的國君，他就是共伯和；
那麼究竟哪種說法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呢？為何史書記載中會出現這種混亂？
今本《竹書紀年》最早見於明朝
西周“共和行政”的可能真相
首先，我們要知道，《史記》中關於共和行政的說法並非一家之言，而是司馬遷取材自其他史料。《十二諸侯年表》裡就說：“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六國年表》說：“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云云，可知司馬遷曾見過許多現今已失傳的史料，他也是在擇優採錄的基礎上寫作的。例如《周本紀》末尾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接著便進行了論證，說明周幽王被殺之後，周朝的都城才遷徙到洛邑。
倘若司馬遷讀到《清華簡·系年》，他也許會發表一番議論：《系年》說厲王被萬民“歸於彘”，萬民又擁戴共伯和為王，一直過了十四年，厲王生宣王后，這些萬民才將共伯“歸於宋”而立宣王。這樣看來，西周倒是一個群眾統治的真正共和國了，因為萬民可以隨時廢立君主、選擇自己的國王，顯然不太可能。而且《系年》說宣王生於厲王被驅逐十四年之後，那麼他登基時只是一個嬰兒而已，這種說法與《國語》的“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相矛盾，可信度不高。
《汲冢紀年》的記載則接近於《國語》，只是“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存疑。這本書發掘於西晉，也稱《竹書紀年》，原本早已在宋代散逸，不復存世了。我們只能從《晉書》裡略見一二。《晉書·束晳傳》說：“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中經傳大異……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這裡的幽王應是厲王，為史家誤記，因為這本書並不存世，所以詳細記載我們不得而知。到了明朝萬曆年間，藏書家範欽突然刊印了一本失傳多年的《汲冢紀年》，裡面好作小說家語，這本書才是我們今天所見的《竹書紀年》，可信度如何，留給讀者自行判斷。
共伯和究竟是誰顯得撲朔迷離，《左傳》《國語》等書中都沒有記載說周朝有一個叫“共”的國家，因此“共伯”很可能只是一個諡號。《衛康公世家》說衛釐候的太子餘死後，“諡曰共伯”；《國語》說晉獻公的太子申生死有“諡共君”，可為佐證。
《太平御覽》裡說：“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其年，周厲王流彘而死，立宣王”，根據這則記載，可以調和《汲冢紀年》裡“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與《史記》中周召“共和行政”的矛盾，歷史的真相可能是這樣：在發生國人暴動、厲王出奔後，諸大臣共同主持朝政，度過了虛君的十三年。之後，有一個諡號“共伯”的大臣篡奪了空缺多年的王位。這年，周厲王駕崩了，大臣們因天下大旱而不滿共伯和，便重新迎立厲王的太子登基，是為宣王。共伯和被迫像西漢的昌邑王或唐朝的武則天一樣，退位讓賢，同時也保住了名聲，故而為《莊子》與《呂氏春秋》等稱頌。
《史記》因共伯和統治短暫，故而只說那段時間是大臣們共同行政；《汲冢紀年》則記載共伯和曾短暫“攝行天子事”。後人遂誤以為在厲王出奔後，共伯和一共統治了十四年，並用此來推翻《史記》。根據《晉書》裡的說法，真正的《竹書紀年》認為“幽王（厲王）既亡”後，才有“共伯和者攝天子事”，而厲王死在流放後的第十四年，宣王也是這一年登基的，所以共伯和統治的時間僅僅為數月而已。
厲王駕崩後，宣王登基前，共伯和短暫據位
西周“共和行政”並不是實行“共和制”
《左傳》說：“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倘若厲王出奔後，大臣們又另立了一個新王執政於上，那麼諸侯何以能“間王政”？這說明，西周確實存在一段虛君共和的時期，那時厲王出奔在外，國家政事由諸侯來主持。但這不是從君主制變成了共和制，而是形成了貴族制或寡頭制。
西周時期，統治階級始終是周王室及功臣貴族，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奴隸主階級。廣大的群眾或者為自由民，或者為奴隸，他們沒資格參與政事。所以即使厲王出奔，國家虛君，“共和行政”也不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共和制。周朝百姓透過國人暴動，推倒了王權，但他們沒有像古雅典和古羅馬那樣，對西周政治制度進行改革，設定執政官和保民官，也沒有組成公民大會。所以，國王雖然被趕跑了，但國家機器卻未發生變化，分封制的結構依然存在，而這種金字塔形的制度必然需要一個天子。所以“共和行政”的晚期才出現了共伯和篡位的事，由於他得不到大臣們的承認，所以人們才一致擁戴宣王登基。
國人暴動沒有像西方那樣成為革命，但它造成了“共和行政”。而在古人的觀念裡，“共和行政”意味著無君無父，是東周“興師不請天子”的端倪——周朝人還習慣不了沒有君父在上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