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封建主義最理想的藍圖就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小國寡民，因此“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農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賤之業。數千年來，歷代統治者一直強調“重農抑商”、“崇本抑末”，打壓工商之民，對中國歷史走向產生了重大負面影響。那麼，作為史家傳奇的司馬遷，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出乎多數人的意料！
所謂“士農工商”，出自春秋《管子·小匡》，“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柱石）民也”，認為士農工商四民是國家柱石，春秋之際四民平等，都是國家重要組成部分。
春秋晚期，孔子並不輕商，孔門弟子頗有幾個經商的，比如孔子徒弟子貢另一個身份就是商人，被後世譽為儒商鼻祖，可見儒家輕商是後來的事。
但到戰國時期，隨著列國紛爭加劇，列國首先需要確保糧食種植，所以“獎耕戰”、“抑商賈”一度盛行，尤其當時顯學法家非常輕視商工，《商君書》中有“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韓非子將商工列為“五蠹”之一，“其商工之民……邦之蠹（蛀蟲）也”。秦始皇時期，將一些罪人、無用之人等送去戍邊，即“七科謫”，其中就包括商人，漢武帝也用過這一招。可見，秦漢時代雖然還未形成“士農工商”的排位，但“重農抑商”已然盛行。
那麼，在這一社會思潮之下，司馬遷如何看待“士農工商”四民呢？
肯定人慾，順應人慾
作為司馬遷的畢生之作，《史記》既整理記錄了歷史，更體現了司馬遷的價值取向，其中《史記·貨殖列傳》序文體現出來的思想顛覆傳統認知：司馬遷認為“農工商虞”四民並重平等。所謂“虞”，就是對山澤的開發，包括木材的砍伐，在海里河裡打魚等的職業。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老子認為，治理國家的極致，就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小國寡民，雖然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但卻老死不相往來。但司馬遷開宗明義就先批駁了老子治國思想，指出如今這麼治國，幾乎行不通。
太史公曰：歷史上聖賢如何治國的呢？神農以前，已不可考，但根據《詩》、《書》記載，虞、夏以來還是能考證的，當時人們耳朵眼睛追求聲色之樂，嘴裡要吃盡各種美味，身體安於舒適快樂，心裡羨慕誇耀有權勢、有才幹的光榮，這種風氣由來已久，即便用妙論挨戶勸說，也無法改變。司馬遷肯定人之慾望，指出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順應人慾，其次因勢利導，再其次進行教育，再其次制定規章限制發展，最差的是與民爭利。
人各其能，自由經濟
與“存天理、滅人慾”的後世儒家思想相比，司馬遷提倡順應人慾的思想，簡直就是一個異端。
既然應該順應人慾，那麼就需要社會提供滿足慾望的各種物品。東南西北各地的物產，“皆中國人民所喜好”，通常用來做穿著、吃喝、養生送死的東西。所以“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農民耕田種地，虞人開採山澤資源，工人制造器具，商人流通貿易，即各地農工虞出產物品，再由商人將之送到中國人民面前。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努力工作，儘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因此自然就會進行交易，自然定出價格貴賤，根本不是統治者教化而來的。總之，只要“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讓百姓各行其業，猶如水往低處流，用不著召喚，他們自己會送來；東西用不著尋求，人們自己會生產。可見，司馬遷已經產生了樸素的自由經濟思想，希望政府不要干預社會經濟。
農工商虞，富國富民
大家都知道，如今“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已經深入人心，但其實早在2000多年前，司馬遷就高度贊同這一思想，並指出“農、工、商、虞”並重平等，是國家缺一不可的柱石，可惜卻得不到儒家與統治者的重視，後世封建統治者和儒家文人，偏偏要將人分為三六七等。
《史記·貨殖列傳序》：《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司馬遷贊同《周書》觀點，認為農、工、商、虞這四種人的生產，是人民賴以穿衣吃飯的來源，必不可少。不僅如此，還能“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可謂富國富民。
尤為重要的是，司馬遷對萬民逐利、致富予以肯定，“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即便富有的諸侯大臣等尚且還都怕窮，更何況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與其他二十多部“正史”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司馬遷不畏強權、堅持實錄之外，還有《史記》中大量描寫的小人物，將之與帝王將相士幾乎並列，如遊俠、隱者、食客、贅婿、卜者、商人等社會邊緣人物，其中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為三十多位大商人立傳，顯示了司馬遷平等對待萬民的態度。
試想，如果從司馬遷那個時代，真來一個“工農商虞”四者並重，那中國的古代史又將是一種什麼局面？令人遺憾的是，到了隋唐時期，隨著科舉盛行，四民次序徹底固定，士居首、農次之、工第三、商居末，商是最賤之業，對中國歷史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參考資料：《史記·貨殖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