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錢穆在1939年《國史大綱》中大力稱讚朱元璋的歷史功績，“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

可是錢穆晚年所寫的《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一文中又感嘆：

“胡元入主，最為中國史上驚心動魄一大變，元人用兵得國之殘暴，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劇變，而中國全境淪於異族統治之下，亦為前史所未遇。未及百年，亂者四起，明祖以平民崛起為天子，為漢高以下所僅有，讀史者豈不曰驅除胡虜，重光中華，其在當時，上下歡欣鼓舞之情當如何？而夷考其實，當時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時從龍佐命諸名臣，其內心所蘊，乃有大不如後人讀史者之所想象。”

錢穆感到困惑的是朱元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明初士人偏偏懷念元朝：“明祖開國，雖曰復漢唐之舊統，光華夏之文物，後人重其為民族革命。然在當時文學從龍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則心存韃庭，或則意蔑新朝。雖經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於進而勇於退。”

元朝著名詩人楊維楨誓死不從朱元璋，甚至說出：“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元朝理學家鄭玉，明太祖下徽州，守將要之使出，玉曰：吾豈仕二姓者耶！北向再拜自經死。

楊維楨鄭玉都是典型的元朝遺民，這種現象在朝代更替時期是很常見的，這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行為。而元末明初時候大量江南地主及士子懷念元朝，對元朝時有懷念之情，正如錢穆所言“舊朝已覆，新朝（指明朝）已興，在當時士大夫心中，亦似乎茫然不知，漠然無動。”

江南士子懷念元朝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個是元朝的籠絡政策，一個是朱元璋的嚴刑峻法。

元十一年（1274）秋，元世祖忽必烈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率大軍攻宋時，即囑咐他說：“朕聞（宋將）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體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

元朝很重視江南，沒有采取北方那麼殘暴的統治，而是採取輕徭薄賦籠絡政策。

元末明初學者葉子奇說：“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亦！”

明人于慎行《谷山筆麈》卷12《賦幣》條雲：“元平江南， 政令疏闊， 賦稅寬簡。其民止輸地稅， 他無徵發。”

清朝潘耒在《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中寫道：“元有天下， 令田稅無過三升， 吳民大樂業， 元統、至元之間， 吳中富盛聞天下。”

元朝在政治上也拉攏江南士子參政，方孝孺曾在《林君墓表》中稱讚過元朝的吏治：“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而儒多屈為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為公卿者，既以才能政術有聞於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為吏，宜其可稱者眾。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

元朝在江南的籠絡是成功的，地主富足，士子悠閒，劉基後來回憶，“士大夫安享富貴而養功名， 文人雅士渲染太平， 歌舞昇平， 極盡侈糜之能事”， 甚至“上下相蒙， 政以賄成”。錢穆也承認：“元明之際， 江浙社會經濟豐盈， 詩文鼎盛。元廷雖不用士， 而士生活之寬裕優遊， 從容風雅， 上不在天， 下不在地， 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 歌詠宴觴可逃， 彼輩心理上之不願驟見有動亂， 亦宜然矣。”

元朝滅亡，農民出身朱元璋上臺以後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製造各種冤假錯案，江南地區的地主豪強凡是被牽連的，大多被殺頭抄家。《明史》上說，郭桓案，“核查贓款所寄放人家，遍及天下，民眾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蘇、松一帶的“富民豪族，鏟削殆盡”。明人吳寬說江南“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蕩然無存”，明人貝瓊也說，當時江南大戶“既盈而復，或死或徙，無一存者”。

朱元璋因為門第和出身的原因，對地主和文人有一種特別的隔離感。清朝史學家趙翼就說明太祖“學問未深， 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洪武六年（1373年），蘇州知府魏觀將府衙修建在張士誠宮殿的遺址上，被御史張度汙為“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結果魏觀被斫殺。著名詩人高啟曾為魏觀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龍盤虎踞”等句觸怒朱元璋，一併被腰斬於南京。

高啟早年赴京修《元史》，後辭官不就，不與新王朝合作。朱元璋藉“魏觀案”警告江南士子，不合作的下場就是這樣，“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朱元璋在建立政權之初，大力搜求各地儒士賢能，以期讓他們服務於新朝廷。對於不合作者，朱元璋還特地在刑書《大誥》中設定科目， 規定“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必殺無赦”的高壓政策，迫使那些隱居不出的儒士參與政治。 十八年《大誥》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朱元璋的原則就是不為我用，必死無疑，洪武七年就有人建言曰：“才能之士， 數年來倖存者百之一二”。

朱元璋嚴刑峻法以猛治國，威脅恐嚇文人，適得其反，更沒有得到天下士子之心，如元明之際的儒士葉伯巨所言：“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後人不免感慨說：“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

文人得不到尊重，儘管朱元璋嚴刑峻法相逼，照樣有人寧肯隱居而不入仕於明，在詩詞中懷念元朝的悠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