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2019年4月11日《南方週末》）
北京保衛戰，是于謙一生中的華彩篇章。若非於謙以文弱書生之肩扛起一國存亡，有明一代的歷史恐要重新寫下，而北京或許早已“淚盡胡塵”，成為又一個北宋開封。歷史上，漢族王朝君主被外族俘去不是個例，但無條件被釋放僅有此次。
于謙能夠戰勝入侵的外敵，卻不能戰勝內部的對手。岳飛死於“莫須有”，于謙死於“此舉（奪門）為無名”，英雄遺恨總相同。兩人同棲魂於西子湖畔，一如袁枚所說，“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從花港觀魚之處一路向西，轉過三臺雲水景區，走上花崗岩道路，墓碑就靜立在排列著石翁仲、石羊、石馬的甬道盡頭。
大明少保兼兵部尚書贈太傅諡忠肅於公墓。
墓旁祠堂中刻有你的名句“要留清白在人間”。墓後樹木參天，墓頂綠草如茵。可惜這清幽之所安靜寂寥，沒有歐陽修所言“群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的勝景，因而絕少有人拜謁，只偶有拍婚紗的新人和cosplayer在此出沒。我知道，你是不會在意這些冷落的；而我不知道的是，560餘年前，你死在北京陰鬱肅殺的冬日之時，是否會憶起春暖花開的西子湖畔？
人如其詩，詩如其人，這真是殘酷的論斷——未及弱冠之齡的你寫下《石灰吟》，好似為自己定下一生基調：一個能夠倒轉乾坤的於少保，一個一生磊落、暴烈、坦蕩而瀟灑的“人”。
“祠堂巷，北通太平巷，南出河坊巷，東由高銀巷出太平坊。宋時名南新街。明於忠肅公謙之宅在此。後其宅改為憐忠祠，故有此巷名。”清人鍾毓龍的《說杭州》記載的那幢粉牆黛瓦的建築，如今是清河街祠堂巷42號于謙故居。六百多年前出生在這裡的于謙自幼仰慕文天祥，15歲中秀才，20歲中舉人，24歲進士及第；初入仕途，時“三楊”在閣（三楊，指楊士奇、楊榮、楊溥），多雅重於謙；“千錘萬鑿出深山”，任山西道監察御史、江西巡按、河南巡撫達19年之久，訪父老，論興革，多有政聲。
“兩袖清風”常被引用，典出卻似乎已經逐漸湮沒無聞——巡撫山西的你進京，無視外放官員都得帶些禮物贈予權傾一時的太監王振的“規矩”，寫下《入京詩》，因而日後下了冤獄，卻也留下一段佳話——李太白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不羈，於少保亦有“清風兩袖朝天去”的瀟灑。在外19年、久疏北京官場，又秉浙東人剛直之氣，如同方孝孺一般僅有“三尺微命”的你在朝廷中更顯得格格不入，也因此讓土木堡之變中，你行事做派更增添了暴烈的色彩。
黃昏的夕陽映照在紫禁城的宮牆上，更覺紅牆色澤如血。“敢議南遷者，斬！”這聲音穿透宮牆，歷經570餘年，至今仍震聲不絕。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七日開始，“瘡殘被體、血汙狼藉”計程車兵三五成群出現在北京街頭。這些從今河北懷來縣境內的土木堡潰敗而歸計程車兵是幸運的——當年七月，蒙古瓦剌部也先率部南侵，英宗朱祁鎮聽信王振胡言，率二十餘萬大軍御駕親征，八月十六日在土木堡遭瓦剌騎兵合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鬥，俱解甲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迭如山。幸而胡之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逾還”——比“扈從北征，師覆脫還”的李賢在《天順日錄》中所載明軍大潰、幾乎全軍覆滅更可怖的，是不少老臣及文武將領出征戰死，是英宗居然被俘。
“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形勢空前危急，京師內羸馬疲卒不滿十萬，朝廷上下人心離散，群臣哭聚於朝，南逃之議甚囂塵上；土崩瓦解之勢中，“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你的一句話說服監國的郕王朱祁鈺。
時窮節乃現。臨危受命任兵部尚書的于謙定戰守之策，擢統軍之將，整修兵械，整調糧秣，加固城防；請郕王檄取兩京、河南守備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於是“人心稍安”。
朱祁鈺遂即帝位，遙尊朱祁鎮為太上皇，也先要挾明廷之計不逞，遂於十月初一率大軍經大同、陽和，直入紫荊關，進犯北京。顧炎武曾評論紫荊關形勢：“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喉也。猝有急，則扼吾之喉而附吾之背”——一場荒謬到近乎滑稽的土木堡之變，把北京推到戰爭最前沿。而一介書生如你，即將力挽狂瀾，與強悍野性的蒙古瓦剌正面交鋒。
何謂英雄？挽狂瀾於既倒，摧敵鋒於正銳，敢為人之所不敢為，敢當人之所不敢當，可以算英雄。北京保衛戰，是于謙一生中的華彩篇章。
北京德勝門地區，總因城門樓下星羅棋佈的車站和如蛛網般繁密的車流而顯得喧囂。凝望春日下的德勝門城樓，建築和花木都明媚得耀眼活潑。我知道，當你列陣二十二萬大軍分於京城九門之外，當你親自鎮守的“敵鋒正銳”德勝門在身後緩緩關閉時，你是沒有貪賞京城秋色的；只是，我不知道，背城一戰，親冒鋒尖坐鎮中軍，你的勇氣何來？
“凡守城將士，必英勇殺敵，戰端一開，即為死戰之時！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敢違軍令者，格殺勿論。”——不勝，則死——著名的軍戰連坐法有言在先；于謙泣以忠義諭三軍，將士“知其死，皆用命。報國殺敵，死而不棄”。
十月十三日，天降大雨，瓦剌軍發起進攻。安定門，副總兵武興破敵先鋒；彰義門（今廣安門），副總兵高禮、毛福壽破敵，擒兵長一人；西直門，都督孫鏜退敵；德勝門，于謙命大將石亨在城外民房內埋伏軍隊，派騎兵佯裝敗逃，也先中計，進入明軍埋伏圈後大敗而還，轉攻西直門亦退敗。十月十四日，也先改攻彰義門，被潛伏在民居內的火槍手狙擊，死傷無數，不得推進；明軍奪回被俘者千餘人。十月十五日，瓦剌挾英宗從良鄉向紫荊關撤退，于謙下令用火炮轟擊也先軍營，並急令明軍乘勝追擊，在固安、霸州等地擊潰瓦剌軍一萬餘人。《歷代通鑑輯覽》言：“三戰三捷，斬獲無算”，《明史·于謙傳》中如此表述北京保衛戰的結局：“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十月十八日，瓦剌軍退出塞外，京師解嚴，一年後英宗回朝。
誰言書生百無用，鐵骨丹心鑄崑崙——書生上陣，亦有“烈火焚燒若等閒”的瀟灑氣度。有人說，若非你以文弱書生之肩扛起一國存亡，有明一代的歷史恐要重新寫下，而北京或許早已“淚盡胡塵”，成為又一個北宋開封。歷史上，漢族王朝君主被外族俘去不是個例，但無條件被釋放僅有此次。一如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所寫的，在北京保衛戰中，你，完成的是一個在絕境下始終堅持信念的奇蹟。
北京東單地鐵站東南出口向東，西裱褙衚衕23號，玻璃外牆高樓環伺三面，北面緊靠長安街，一座水泥灰磚的建築立在春日陰霾的天光中，大門緊閉。《天咫偶聞》載：“於忠肅祠，在裱褙衚衕。蕪廢已久，近始重修。”《帝京景物略》則記：“崇文門東半里，有祠曰忠節，祀少保兵部尚書於公謙也。”這裡原是你的舊居，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敕建於忠肅祠。你自是不會知道，清順治時期祠堂荒廢，到雍正年間，人們只知是民居而不知是於祠了。
光緒十五年（1889年）於忠肅公祠在舊址重建，因它地近貢院，“浙杭人赴春秋試者多寓居於此”；1900年，義和團把第一個神壇設在於祠，八國聯軍入京後，神壇被焚燬，祠堂日趨頹敗，失去往日景象。北京解放後，祠堂院內大部分房屋被出租，“文革”中被毀壞殆盡；本世紀初進行整修後，重成於謙祠。
于謙能夠戰勝入侵的外敵，卻不能戰勝內部的對手——土木堡之變使他成為舉國擁戴的英雄，奪門之變又會使他因“謀逆之罪”而喪命。
“將軍不解避鋒芒”，你在詩作《過韓信冢》中這樣寫淮陰侯，而你自己又何嘗懂得“避鋒芒”？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友人曾勸于謙“安逸”，答曰“嘗疏請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明史》有言，“謙性故剛，遇事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臣、勳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眾。”你的處事方式直來直去，不加掩飾，同僚的“不樂謙”“齒謙”遍佈史書，這如同阮小七一般的暴烈、熱血與婉轉不足，是你引來殺身之禍的重要誘因，過於剛直的風光霽月對政治家而言是一種“致命傷”，是足以斷送政治前途的“人格缺陷”，故而《明實錄》載：于謙“恃才自用，矜己傲物，視勳舊國戚若嬰稚，士類無當其意者，是以事機陰發，卒得奇禍。”
同時，你與朱祁鎮及太子見深、朱祁鈺及太子見濟這“一僕四主”的複雜關係，讓你左右不是、前後為難，易主易儲，不暇兩全，再次陷入了明代最麻煩也最危險的皇室權力鬥爭中。
因此你必須死。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五，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尚書于謙會同群臣商議，一起上奏病重的朱祁鈺復立沂王見深為太子。眾人推舉商輅主草奏疏，疏成後已日暮西山，來不及上奏，遂決定次日清晨再遞。
遲了幾個時辰，就改變了明代歷史，也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正月十六日凌晨，夜四鼓，武清侯石亨、副都御使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潛入位於今南池子大街緞庫衚衕內、現已不存的南宮，擁立被軟禁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朱祁鎮復辟。
朱祁鎮完成了由皇帝到俘虜、從俘虜到囚徒又變成皇帝的傳奇轉變——改年號為天順，並在復位當天以“更立東宮、迎立外藩”為名傳旨逮捕于謙；十九日令三法司會同九卿從速審清。二十日，大理寺會審，逼供未遂，于謙身遭酷刑，被扣上“意欲迎立外藩、圖危社稷”之罪名。
其實，奪門之變的詭異之處在於，兵權在握的你蕩平此亂本是輕而易舉，而你為何按兵不動？後人猜測，面對新舊兩位皇帝，事變中表現得近乎遲鈍的你，早已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但我更相信談遷在《國榷》中記述屠隆所言：“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報以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謙顧念身一舉事，家門可保，而兩主勢不俱全；身死則禍止一身，而兩主亡恙。……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一旦作為兵部尚書的自己有所行動，朱祁鎮必獲謀逆之罪，他的子孫將都是罪人之子，宣宗朱瞻基一脈將永失皇權。朱祁鈺已然不久於人世，迎立其他藩王又必致國勢動盪，所以你才選擇在西裱褙衚衕舊居“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一如你曾選擇的“立鈺為帝，朱見深為太子”，對社稷而言都是最佳選擇。
“粉身碎骨全不怕”，你猶如一條魚，撲向那張早已可見的漁網。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1457年2月16日），你的人生以極其悲壯的方式謝幕——成功保全社稷後遭枉殺。
有人說，于謙之冤死，主於英宗之心，出於佞臣之謀，行於群小之誣，裁於汙吏之手，真乃“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明史》載：“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
“勇猛圖敵，敵必仇；振刷立功，眾必忌。況任勞之心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于謙死後又169年，袁崇煥寫下這照映他們二人相似命運的血淚文字。《菜根譚》亦言：“淡泊之士，必為濃豔者所疑；檢飾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鋒芒。”
以《菜根譚》的標準而言，你似乎並非“君子”，而只是一個有勇氣亦書生氣十足的“人”。景泰元年始，你多次請辭總督軍務，亦想辭掉兵部尚書之職，徹底辭官回鄉，這種無可奈何的苦悶心態展現在《自嘆》詩中：“逢人只說還家好，垂老方知濟世難。戀戀西湖舊風月，六橋三塔夢中看”，讀來令人心痛——你殺伐決斷於疆場，卻折戟沉沙於廟堂，成為“明代皇位之爭最無意義者”的鬧劇犧牲品。學者左東嶺認為，這一切源於“奪門”，“奪門”源於土木堡之變，土木堡之變源於王振專權，而王振專權則源於仁宣時期之士風疲軟——彼時“三楊”等閣臣與皇帝的關係中師生情感佔有相當比重，隨著仁宣二帝逝去，此種情感已不復存在；士人在失去了與皇帝的情感紐帶之後，逐漸也失去了駕馭朝政的能力。明朝政治成為一種無序的專制政治，強者即權力中心的特性既成就了你拯救國家於危亡的偉業，亦會導致殺身成仁的結局。
“英宗復辟以後，被殺者不止於一於少保，而於少保之因忠被讒，尤為可痛。”作家蔡東藩嘗言。儘管起決定作用的也許是“性格缺陷”，但於少保的死，有冤而無憾——作為傳統儒家人臣，能死社稷是人生的圓滿。
你的入世、進取與擔當，讓我想到脂硯齋對賈探春的脂批：“看得透，拿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是有才幹者”——有“志”，是能夠構成推動世界向前的力量。而你又何嘗不是如此？哪怕你有你的“性格缺陷”，你仍是一個擔當得起有守有為而“不識時務”的“人”。做社稷之忠臣，結社稷之正局，此非豪傑之勇，實乃大賢之仁。重名節，輕名利；重成仁，輕殺身；重社稷，輕君王，正是這身居高位而“不識時務”，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次絕地反擊，這是中國士人千年以降的傳統——雖千萬人，吾往矣。
你曾寫過一首懷念岳飛的詩《嶽忠武王祠》：“中興諸將誰降敵，負國奸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冢白雲多。”這幾乎成為你自己的讖語：岳飛死於“莫須有”，而你死於徐有貞“不殺于謙，此舉（奪門）為無名”的“意欲”。意欲豈殊三字獄，英雄遺恨總相同。死後你與岳飛同棲魂於西湖的春水晴雲之間，一如袁枚所說，“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
《帝京景物略》說，于謙“被刑西市也，為天順二年。九年復官，為成化二年。又二十二年，賜諡肅愍，為弘治三年。又一百一年，改諡忠肅，為萬曆十八年。凡百有三十三年而論定。”成化二年（1466年）充軍戍邊的兒子于冕與女婿朱驥被放還鄉，發還家產——于冕充軍龍門，則成為《龍門客棧》故事的原型，不過，那是後話了。
你曾作詩《北風吹》，中有“樹堅不怕風吹動，節操稜稜還自持。冰霜歷盡心不移，況復陽和景漸宜”之句，昭示了哪怕身處無序的世界，也始終做一個擔當有為之人的“志”，“要留清白在人間”。那陽和之景，就像作家林太乙所說的：“光陰荏苒，奪不去在懷的春日”——春日在懷，而只我想說：你是人生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