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光明日報

《古文真寶》是一部很奇特的書。它是一部蒙學讀物，在流傳過程中既有士人不斷地對其進行修訂、註釋，而至於明代，帝王亦加入了增補、修訂此書的行列；它曾在元、明兩代廣泛流傳，並遠播東亞，至今盛傳不衰，然入清以後在中國本土卻幾乎銷聲匿跡，難覓蹤影；對它的評價，更是揚之者稱其“依經以立言，本雅以訓俗。其詞茂而典，其義婉而章，其條貫森然炳然，昈分井列，莫不可觀。誠九流之涉津，六藝之關鍵”（明孝宗《重刊古文真寶跋》），“詞林之弘璧，藝苑之玄珠”（明神宗《重刻古文真寶序》），抑之者則貶其出自村夫子之手，淺陋低俗。那麼，今天我們應該怎樣評價此書呢？

從《古文真寶》的內容上看，這是一部產生於宋末元初的蒙學讀物，同時也是一部淵源有自、特色獨具的文學選本。

宋初立國，以文為治，科舉制度施行既久，學校興辦日多，印刷術又得到廣泛應用，書籍易得，文化普及，讀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讀書向學已由士大夫階層下延到農工商賈等一般社會民眾。“家能著書，人知挾冊”（葉適《漢陽軍新修學記》），六經、子史、總集別集不難獲得，佛道、醫卜百家及各種類書，乃至決科應試和蒙學讀物，更隨處可見，真是一個“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陳傅良《送王南強赴紹興籤幕四首》其二）的時代。就蒙學之書來說，今存宋代最著名、流行最廣的便有《三字經》《百家姓》《神童詩》《敘古千文》《名物蒙求》和《千家詩》等。《古文真寶》開卷選入宋真宗、仁宗等所撰八首勸學詩文，以下諸卷分體編選五、七言古體詩、辭賦、說、解、序、記、箴、銘、碑、傳、書、論等作品兩百餘篇，所選詩文皆為口耳相傳、膾炙人口之作。編選順序是由詩而文、由短篇到長篇、由淺入深，便於初學接受。所選詩文又有淺顯批註，也是有助於初學理解的。

儒家歷來重視人的教育，勸學文也歷來多有。《古文真寶》前集開卷收入八篇勸學文，其中雖不免有誘人以功名利祿之嫌，然勸人勤讀六經，學通古今，恪守人倫，及時發奮，以及強調子女教育的重要和父兄、師保之責等，似也並無不妥。而書中所收的其他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或感母恩，或尊師長，或忠君愛國，或憂心世事，或勉人，或憫農，或誡為君，或刺佞臣，或頌國家中興，或哀民生多艱，或樹立儒家道統，或崇尚聖賢氣象，大致都反映出一般讀書人自幼所接受的傳統的知識和思想教育以及當時普遍的社會風習。故是書所編，正如元末鄭本所說：“《（古文）真寶》之編，首有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勉之以勤而誘之以忠孝乎”（《古文真寶序》）。

北宋士人群體與唐五代已不同，“唐代以名族貴胄為政治、社會之中堅，五代以由軍校出身之寒人為中堅，北宋則以由科舉上進之寒人為中堅。所以，唐宋之際，實貴胄與寒人之一轉換過程，亦階級消融之一過程。深言之，實社會組織之一轉換過程也”（孫國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這些出身寒族和一般官宦家庭計程車大夫，在有宋一朝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們在朝廷崇文抑武的政策導向下，積極用世，志向高遠，治國理政，多所建立；另一方面，又立足現實，修身養性，克謹務實，特別重視家庭教育，期冀家族興旺，或撰寫族譜，或直接透過倫理訓誡和家規、家禮、鄉約和童蒙讀物的撰寫與傳播，把傳統的儒家仁義道德等核心思想，簡化為家族成員和一般民眾容易接受的知識和行為準則，化民成俗，推動著儒家思想文化的下滲和普及，遂形成一種“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的社會風氣。即使像范仲淹這樣力振士風，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臣，在日常生活中，也時時不忘告誡子侄：“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書》）司馬光撰有《居家雜儀》，呂本中有《童蒙訓》，劉清之編《戒子通錄》，呂大鈞撰、朱熹修訂《增損呂氏鄉約》，袁採撰有《袁氏世範》等，其他誡訓、勸學之文就更多了。“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范成大《吳郡志》卷四）產生於這一思想文化背景之下的《古文真寶》，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儒家忠孝節義等傳統觀念和南宋後期理學思想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情形，其文化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古文真寶》又是一本淵源有自和獨具特色的文學選本。宋代詩文選本的編纂十分繁榮，選本數量眾多，而尤以南宋為最。現存和可知的宋人總集，十之八九都出於南宋人之手。文學發矇的選本也是如此，尤其是南宋後期，出現了大量的文學啟蒙讀物。然這些蒙學讀物，特別是詩歌選本，多選近體。像劉克莊為童子所編的五七言絕句系列選本、受此影響由坊間編刊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以及又由此衍生的《千家詩選》等，都只選五七言律絕，但《古文真寶》則一反這種做法，它繼承了自宋初以來的古文觀念，以先秦兩漢和“跡兩漢，肩三代”“氣包元化，理貫六籍”“止以古雅為命，不以雕篆為工”的標準來衡量作品（姚鉉《唐文粹序》），以選錄古詩和古文為主，兼收辭賦、頌、表、碑、傳、箴、銘等文體，而獨不取近體詩和律賦，這與自姚鉉以來的古文家們的古文觀念和《唐文粹》《宋文鑑》《古文關鍵》《崇古文訣》《文章正宗》《文章軌範》等選本的編選宗旨是一脈相承的。於是，《古文真寶》以其蒙學的特有色彩進入了古文選本的序列，在更廣闊的範圍內，推進了韓柳歐蘇等人古文作品的廣泛傳播和經典化，影響著古文創作的發展。

從《古文真寶》一書的傳播和接受來看，這又是一部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在不斷演變，因而在文學史和書籍史上都有著特殊意義的選本。

《古文真寶》編成後不久，就有元初著名理學家陳櫟的改編本出現。經陳櫟改編的《古文真寶》，前集由十卷擴大為十二卷，增加了25首作品，後集增加了63篇，在諸本中收入作品數量最多。除了增補篇目，陳櫟還對後集的篇目重新作了改編，把原來的分體排列，改為按時代先後編排。從分體到編年，《古文真寶》（後集）的面貌發生了重大改變。在陳櫟增入的作品中既多理學家的文章，在註文中更是時時處處展示出理學家的眼光。然陳櫟又是一位文學家。他在思想上尊崇朱熹，在文學上則推尊呂祖謙。他把理學家的入選文章全部移到卷末，自謂“欲學者由韓柳歐蘇詞章之文進，而粹之以周程張朱理學之文也。以道理深其淵源，以詞章壯其氣骨，文於是乎無弊矣。”（陳櫟《太極圖說》跋）這顯然是從文學角度所作出的選擇。文與道深度涵融，理學之文與文學之文合併一處，這又反映了自南宋以來理學與文學相互融合、道統與文統趨於合流的發展大勢。

《古文真寶》有兩個版本系統。由陳櫟改編的《古文真寶》，得明初宋伯貞等人音注，稱作《詳說古文真寶大全》，自明初即傳入朝鮮半島，廣泛流傳，影響深遠，各種刊本、抄本、注本和講論不斷湧現。由元末林以正補註的《古文真寶》，則以“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之名，傳入日本，其流傳之廣，更遠過朝鮮。最初有五山僧人時常舉行《古文真寶》講習會，講習的成果——“抄物”（注本）於是不斷出現。像常庵龍崇和尚的《古文真寶抄》十卷、笑雲清三的《古文真寶抄》、仁如集堯的《古文真寶抄》九卷等，都是代表。其中笑雲清三的《古文真寶抄》，集中了桂林德昌、湖月信鏡、一元光寅、萬里集久等多人的講讀成果。五山僧人的這些講習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古文真寶》在日本的傳播和接受，至江戶時代，各種《古文真寶》的刊本更是層出不窮。僅據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的《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與《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補正》統計，就多達百餘種。《古文真寶》成了日本士人學習古文的教科書，至今流傳不衰，在中國與東亞的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佔有特殊地位。這也為我們在更廣闊的視野下認識中國文學，提供了一個不可替代的範例。

（作者：鞏本棟，系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