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重文輕武之風及風骨的削弱永嘉南渡後，士族與皇族共同建立的東晉政權，在南方本土化過程中，隨著政治地位的日漸鞏固，經濟基礎的日漸牢靠，及與北方對等心理的日漸認可和接受，士族階層慢慢地淡化了政治上“克服神州”的匡復理想，日益安於現狀。東晉初期王導等人“戮力王室”的決心早已被逐漸消磨，其間雖有祖逖北伐，但終究僅是少數人的熱血。

而東晉末年，劉裕對北方短暫的軍事勝利，也只是為了謀求個人政治地位的資本，早期克復神州的勇氣和決心早已變換味道。取而代之的，是士族漸漸以保有全族為目的，在政治生活中，以苟活代替進取，以順應代替事功，以清談代替勤勉。相應地，建立以門閥士族為核心的價值體系，透過嚴格的選官機制，控制士族文化的純粹性與排他性，成為這一時期士族竭力保持士族身份的主要武器。這種排他性的文化氛圍，註定了士族文化走向腐朽，其對文學風尚有著明顯的消極引導作用，逐漸消解了建安以來的梗慨之氣。

士族文化之病態，首先表現在不務實政。這種傾向在西晉一朝已有體現，渡江之後，站在總結失敗立場上的王導，認為“自魏氏以來，迄於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奸人乘釁，有虧至道。”“饜於安息”的現象，是歷代王朝在政權穩定後，整個社會風氣趨向的常態，然西晉尤甚。

王衍諸人“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的風氣，並沒有隨著中原淪喪有所反思，而是持續在思想界蔓延。此後王澄“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胡毋輔之“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並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為放達”。在為政態度上，亦多散漫，如阮孚“不以王務嬰心”；柳世隆“在朝不幹世務”；沈約“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等等，東晉南朝之權貴皆以務時政為恥，此乃“平流進取，坐至公卿”的消極為政態度。

相反，勤於政務卻被士族所鄙視。《晉書·孝愍帝紀論》稱東晉時期“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伴隨著玄言清談的盛行，苟得為貴、望空為高成為執政者普遍崇尚的態度，此種風氣自東晉延續至南朝之末。例如宰相本應以勤政為能，但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整個梁代的政治風氣，在梁武帝及太子蕭統、簡文帝、元帝等上層文化集團的倡導下，瀰漫著禪思玄理以及宮闈閨閣之風，作為勤政者多被排斥到主流話語之外。

《顏氏家訓·涉務》便說南朝士大夫“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是經務也。”其風氣瀰漫南朝二百載，延續至陳代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