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由戶部負責國家財政，戶部尚書下有戶部侍郎牽頭負責，並有度支郎中、度支員外郎分別負責收入和支出。
在地方州縣，政府主官下屬的六曹參軍事負責具體的財政事務，其中戶曹（司戶）
“
掌戶籍、計帳、道路、逆旅、婚田之事”
，基本上對應著上頭的戶部各項職能。
軍隊不歸地方政府管理，邊軍負責錢糧的官員叫做
“支度使”
，
“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旨為準。”
考慮到唐代的兵部沒有專門的後勤物資軍餉管理部門，地方邊軍財政工作應該是接受戶部和兵部的雙重業務指導。
【
度支使，
大唐皇家財政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組長】
開元以後，由於國家財政管理的工作越來越多，就設立了度支鹽鐵轉運使，分為度支、鹽鐵、轉運三使，有時由一個人兼任，有時多人分任。其中
“度支使”
又稱
“判度支”
或
“判度支使”
，史書上幾個稱呼並用，本來是一種臨時性的職務，相當於大唐皇家財政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但財政壓力越來越大，這個使職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原本相當於財政部的戶部度支司作用逐漸淡化，淪為度支使衙門的一個辦事機構。
首任度支使是開元二十二年李隆基任命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蕭炅，當時的說法是
“知度支事”
，此人史書上記載的內容不多，當時的工作主要是向關中地區運送糧食，有記錄
“（開元）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
也就是說，當時的度支使只是戶部度支司一部分職能的強化。
後來天寶七載開始楊國忠也有這個使職，當時楊國忠一身兼領十五使，這只是其中之一。初期也是向關中地區運送糧食，畢竟當時還是實物賦稅，稅收的主要體現形式就是米糧，至於楊國忠為李隆基斂財是他的其他使職的工作內容。
安史之亂後，第五琦、韓滉、劉晏、韓洄、杜佑、趙贊等人先後擔任過“度支使”，其中第五琦開始才真正的取代了戶部的財政管理權力，發行的大錢雖然緩解了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的財政危機，但也徹底破壞了唐王朝的貨幣體系和國家信用，這時的“度支使”又多了中央銀行的職能。之後唐王朝實行兩稅法廢棄租庸調製度之後，“度支使”的權力更是凸顯。但推進兩稅法改革的楊炎沒當過“度支使”，估計是直接就上到宰相位置，沒必要在這個事務性位置上停留。
【支度使，邊軍後勤軍官向節度使兼領的轉變】
盛唐時期唐王朝軍事制度改革，府兵制改為募兵制，並把地方節度使常態化，而且所有的節度使都兼任當地支度使，這也是唐王朝節度使制度封建化變成割據藩鎮的起源。
節度使最早出現是在唐睿宗時期，賀拔延嗣任涼州都督並
“充河西節度使”
，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節度使的首次出現。之後唐玄宗李隆基下詔河西節度使兼領了當地“支度使”，並逐漸成為定製。開元年間，各地節度使紛紛設立，並都賦予了支度使的兼職，並且
“已後遂為定額”。
這些事情大多發生在開元初期，並非開元后期李林甫掌權之後所決定的，李林甫雖然對唐王朝藩鎮和安史之亂要負一定責任，但主要問題還是李隆基本人。
【度支使、支度使，史書上自己都會搞錯】
這時，在唐王朝中央政府，負責國家財政工作的最高長官是
“度支使”
，地方上尤其是各地節度使兼任
“支度使”
，兩個官職同時存在，就出現了很多混淆的現象。包括《舊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以及很多唐人筆記，都經常有把地方財政官員
“支度使”
寫成中央財政大員
“度支使”
的，或者把
“支度使”
的屬官
“支度判官”
寫成
“度支判官”
，後者這種官位根本不存在。
正確的情況應該是這個：
《舊唐書》中記載，第五琦當時
“遷戶部侍郎、兼御史丞，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
這一串官銜當中，既有中央政府的
“專判度支”
，又有地方上的
“支度”
職銜，兩個官銜同時存在，記錄正確。
錯誤的情況比比皆是：
《舊唐書》中記載僕固懷恩，本來是節度使兼支度使，卻在一處記載為
“朔方節度、關內度支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
，而另一處記載就是正確的。
《新唐書》中也有類似錯誤，比如盛唐到中唐的六朝元老賈耽年輕時曾任支度判官，這是
“支度使”
的下屬，《新唐書》中就誤為
“度支判官”
；晚唐一位地方藩鎮武將應該是
“支度使”
薛朗，就誤為
“度支催勘使”
，《舊唐書》中此人也同樣錯了。
《資治通鑑》也未能逃過這個常見錯誤，
“（哥舒）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為節度判官，河東呂諲為度支判官”
，這個
“度支判官”
就是
“支度判官”
之誤，這裡《舊唐書》也有同樣的錯誤。
實際上從這兩個官職的定義就能清晰的區分出來，凡是地方上為官的包括封疆大吏節度使，無論是不是掛著三公、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之類的榮譽頭銜，實際官職只能是
“支度使”
。而只有在中央任職，負責國家財政事務的官員才是
“度支使”
。
這種錯誤雖然在史書上屢見不鮮，但在實際唐代歷史上並未持續太長時間。到中唐憲宗時期，唐憲宗元和中興基本解決了藩鎮問題，各地節度使雖然仍然存在，但中央政令已通，自然不會再讓地方節度使兼任地方財政首席官員了，
“支度使”
這個官職就不再由地方節度使兼任，或者是廢棄，或者是回覆初唐本源。
《唐會要》中記載，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初，景雲、開元間，節度、支度、營田等使，諸道並置，又一人兼領者甚少。艱難以來，優寵節將，天下擁旄者，常不下三十人，例銜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其邊界藩鎮，增置名額者，又不一。前後六十餘年，雖嘗增減官員及使額，而支度、營田，以兩河諸將兼領，故朝廷不議停廢。至是，群盜漸息，宰臣等奏罷之。”
把地方財政權力收歸中央，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後重新恢復統一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度支使”
和
“支度使”
就是見證。到了唐末，黃巢起義後藩鎮勢力再起，藩鎮將領們牢牢控制了地方的行政權、財政權、軍權，再一次成為實質上的割據勢力，此時的唐王朝已經迴天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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