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王安石與蘇東坡誰的名聲大？

什麼是“名聲”？

名聲是社會上流傳的對某人的評價。

“名聲大”就是指這個人為更多的人所共知，大家都可以對他做出評價。所以名聲的大小是以知道這個人的多少來決定的，而並非是指“名聲好”、“名聲壞”。

名聲又分為“當世名聲”和“後世名聲”，所謂之“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就是把名聲分為兩部分來看待，“當世名聲”是做人可以努力修正的，而“後世名聲”就只能任人評說。

要問當世名聲誰更大？

肯定是王安石。

古人讀書是為了什麼？是為了當官。當官是為了什麼？是為了謀求天下人的福祉。在古人眼中看來，文學很重要，是一個人品行的一方面，但是對於仕途來說，對於為君王定四海的儒生來說，不過是“末技”爾。

只有南北朝、晚唐、南宋末、晚明等等這些國家衰落、朝廷腐敗的時期，才會湧現大量不諳政事，不計民生的“純文學”，浮華奇巧，卻頹靡墮志。

在一個正常的、向上的政權氣象之中，文學只是作為政治的一種輔助工具，甚至被認為只要用來表達清楚意思，傳達政令明晰就可以了。特別是作為北宋新儒家的發端，“王學”的創始人王安石，在年輕的時候對承襲晚唐李商隱的“西昆體”深惡痛絕。

王安石除了改革失敗，在做人、當官、文學等其他方面都是一個沒有黑點的人。

他甘心為了改革弊政得罪一大幫朝廷皓首，也感動了一大批新進文人，追隨他形成新黨勢力。而熙寧變法對北宋的朝綱、民生、軍事各個方面影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不論是追隨者，還是反對者，無疑對“王安石”這個名字不能再熟悉了。

正紅是紅，黑紅也是紅。王安石當時是真紅。

雖然地位在皇權之下，但你要說當時的名聲，王安石只怕還要更加如雷貫耳。

蘇軾的才氣不容置疑，但是他的豁達性格和年齡問題讓他只能屈居在王安石之下。自從因為質疑新政被王安石排擠貶謫，蘇軾除了“烏臺詩案”和一些地方政績，在仕途上的作為也就乏善可陳。

蘇東坡的名聲流傳千年，得力於他多方面的才華和文藝創作。於詞上開宗立派，於畫上首創“文人畫”，於書法也堪稱大家，甚至在吃貨人設上也立住了——這就是和王安石純高層路線的區別——蘇東坡的名聲既有高層肯定，又與底層老百姓的追捧密切相關。

而王安石被認為是北宋急劇衰敗的禍根——總不能把問題歸罪於皇帝身上把。再加上黨爭劇烈反覆，時不時就要把這位新黨黨魁拿出來批鬥。事關政治，老百姓不清楚也不敢多言，所以他的傳奇色彩和蘇東坡那種超然物外的仕途隱者精神就無法相比。

這就是造成後世名聲區別的根本原因——政治鬥爭是殘酷的，甚至可能因為今天的需要再把你拿出來鞭屍，兩千年前的孔子不也在上個世紀被重新批鬥了嗎？

而蘇軾正因為政治參與不深，只是皮裡陽秋地說些不合時宜的諫言，然後就被驅離政治中心，反而因禍得福，在民間積累了大量的傳說和人氣，成就瞭如今追趕李白、杜甫的名聲。

在北宋時期，王安石的名氣絕對是在蘇東坡之上的。

王安石玩的政治，比蘇東坡高階太多，這是官聲。

王安石的半山體，是北宋詩歌中的第一，毫無爭議。

王安石的政論文章，吊打蘇門三大家，建議大家讀讀——這個其實還是政治視野問題。

王安石的思想，開創新儒家先河，那個時候二程一週，還未成型，朱熹更是天外之物。

蘇東坡的官聲也不錯，但是大部分是地方政績。

蘇東坡的詩，也是數一數二，在黃庭堅、陸游前面，但是隻能是老二。

蘇東坡的書畫，那是無可爭議的高手。

蘇東坡對文學史、詩詞史最大的貢獻，就是突破了詞牌選題的侷限，“以詩入詞”，讓詞牌真正成為能和詩歌抗衡的文體。

再加上各種民間傳說、戲說，蘇東坡逐漸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代表性角色。

而王安石的文學藝術成就，則被他的政治成就所掩蓋。雖然在當時名聲比蘇東坡更大，但是你要是當面奉承他是“詩人”，他是會覺得丟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