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繼承西周以來嫡長子作為最高權位繼承人的制度並加以豐富完善。到南北朝時期雖然因為北方胡族不斷南下進入中原而引起社會的持久動盪但皇位繼承基本上仍然遵循“父死子繼”的古制並且隨著南北朝後期各政權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君主權力的進一步鞏固嫡長子繼承製的復興正是恰逢其時。因為“講求尊卑等級的宗法制與君主專制在本質上具有同一性而作為宗法制根本的嫡長子制無疑也是與君主專制制度合拍合節的。況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只有這種形式的皇位繼承製度才能有效解決北方胡族政權中皇位繼承無原則的困境才能從制度消餌爭位的萌芽”。

楊勇在北周的政跡

楊勇是隋文帝和獨孤後的長子，如前所述，可知文帝與獨孤後在年結婚，其長女楊麗華生於保定元年姚，次子楊廣生於天彩四年，呂春盛據此推測楊勇出生晚於楊麗華，大象二年時，最多不過二十二歲，以常理而言，此推論基本可靠。關於楊勇在北周政治活動的記載十分貧乏。楊勇大概也是在武帝末年或者宣帝初年以上士一職起家，雖然尚不能確定屬於哪一部門。楊勇在北周也因為其祖父楊忠的軍功而獲得爵位，北周一朝爵位中但有“縣侯”而無“侯”，所以楊勇應當獲封博平縣侯，為正八命。

作為嫡長子並且已經起家入仕的楊勇此時也入參軍政大事，史稱“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左司衛亦即左司衛上大夫，正六命，在北周是隸屬於東宮的官職，專掌東宮兵馬，必要時也可以統帥皇帝的禁衛兵馬。靜帝即位時年僅七歲，並無太子可立，楊堅此時令楊勇擔任左司衛上大夫，實際上是要他藉此近職來參掌宿衛軍事力量，協助他掌控當時並不平靜的中央政局。實際上，在楊堅剛剛進入宮中時，楊勇就被重用來參與奪權活動了。當時楊堅雖然有劉防鄭譯等人支援，力量仍顯薄弱，所以他就傾向依靠本家族成員來鞏固政治地位。

當時楊氏家族的成員卻十分單薄

只有楊堅之弟楊攢身為北周驗馬，又任吏部中大夫，政治地位僅次於楊堅。楊堅深知楊攢在關鍵時刻的重要性楊攢所說的“族滅事”與同一時期高頒所說“不辭滅族”之事相同，都是指楊堅有代周自立之心。但是楊攢身為北周貴戚與楊堅素來不和，所以不支援其兄的謀權活動。從後來楊攢“恐為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來看，楊勇去遊說恐怕也難得到多好的待遇。楊堅或許早已料到其弟的傾向，之所以派長子楊勇去，蓋有兩方面考慮一則叔侄血緣親近，遊說即使不成，二人之間不至於造成太大沖突二則是有意識讓楊勇儘快進行政治鍛鍊，為己經開始的政治鬥爭積累經驗。

在急劇變化的內外政局中，楊勇很快就進入北周最高權力層，來協助其父加快革命步伐。北周武帝在平定北齊之後，於建德六年二月在相州和幷州各置六府，到宣帝大象元年二月，將相州六府移到洛陽，稱為“東京六府”。王仲蘋先生認為這是“安集初附，受計為便也”，而從當時官員的任命來看，東京六府當時已經有初步建制。②尉遲迥叛亂平定之後，楊堅下令將整個鄴城予以毀滅，於是洛陽就成為中原地區的中心城市，楊堅此時又面臨著北周武帝剛剛平齊時的狀況，即對山東地區既要武力震懾又要安撫調和。

楊勇出鎮洛陽

總統山東地區，首先應該是從政治重要性上進行選擇的，個人能力尚在其次，也正如王仲蘋先生所言“及隋文霸朝之初，乃以周帝命以楊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家宰，總統舊齊之地，以靖反側。”楊勇任東京小家宰，即有代表楊堅出鎮的意味，作為早涉政壇的嫡長子，擔任此職再合適不過。一直到次年初，楊堅代周建隋前夕，楊勇才回到長安在北周的六官制度中，大司馬是夏官府的首席長官，掌握著兵權，在北周一朝都是由執政者的親信擔任，對於楊勇擔任大司馬前後過程和其意義，王仲葷先生論述道“宣帝立，宣政元年七月，乃以後父楊堅為大司馬。

內史為春官府的官職，周宣帝設定內史上大夫，御正則是天官府的官職，北周明帝時升其秩為上大夫，在北周末年這兩個官職都是皇帝近側的要職，鄭譯和劉防就是分別擔任這兩個官職，專權恃寵，最終矯詔引楊堅入宮奪權的。作為當事人的楊堅自然深知內史與御正的重要性，所以在代周建隋的緊要關刻，不但令長子楊勇總掌禁衛軍還兼任這兩個中央要職。

最後：

此時，楊勇在北周的仕途已經達到頂峰，這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入隋之後更以太子的身份得到卻認和保障。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楊勇在北周宣帝暴崩的機遇中遴然得勢，當時他雖然年僅弱冠，仕歷尚淺，但作為唯一成年並有政卜治經驗的長子，理所當然地成為楊堅在政治鬥爭中的助手。在劇烈變動的政局中，楊勇並沒有表現出多少優異的政治才能，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地位遴升並順利進入權力核心層，進而成為新朝的皇太子。但是，這種政治暴發同樣對其未來的政治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