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孫子兵法謀攻篇》
明朝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8月，北京，紫禁城，早朝。
此時的大殿中早已經沒有了往日的莊嚴肅穆，一群衣著華貴的黃紫公卿正湊在一起竊竊私語，嗡嗡嚶嚶的傳出老遠，大殿的中央孤零零的站著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此時正舉著朝笏，一臉堅定的望著，官員們時不時的對著他指指點點，顯然是說了什麼犯眾怒的話。正德皇帝坐在龍椅上，頗有興致的看著底下這幫臣子爭吵，一言不發，大殿上的氣氛詭異極了。
此時，一個微胖的中年官員越眾而出，打破了皇帝和臣子間微妙的平衡：“皇上，此事萬萬不可，那王守仁不過一介儒生，從未從軍征戰，江西數十萬匪眾嘯聚山林，禍亂數十載，朝廷發三省數十萬大軍十數次圍剿尚不能奏功，一個儒生又怎麼能夠做到？朝廷損失錢糧倒在其次，萬一激起民變，後果不堪設想，請皇上三思。”話音剛落，一眾官員馬上群起附和，那架勢，像是要拆掉紫禁城一樣。
正德皇帝輕咳一聲，壓了壓手，大殿中頓時安靜下來，官員們幸災樂禍的看著那位奏議的老人，都等著看他的笑話。
”依朕看，就讓那王守仁去試試又何妨呢？擬旨，即日起，王守仁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剿滅江西匪患。“說罷起身便走，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官員。
這個奏議啟用王陽明的人，正是時任兵部尚書王瓊。
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王守仁次年正月上任，僅用了一年時間，用兵不過兩萬，便蕩平了為禍數十載的江西匪患，更讓人感到驚奇的是江西此後數十載再無匪患，王守仁一介書生，體弱多病，到底是怎樣創造這種奇蹟的呢？其實，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他的心學。
王陽明到任之後，並沒有像其他人一樣直接派兵進山剿匪，而是按兵不動，先做了幾十天的走訪和調查，在這段時間裡，他總結了朝廷過往剿匪不力的四個問題：
第一，盜匪聚集地區位於三省交界，每次剿匪都要出動三省兵力，這些官兵根本無法形成合力，只把盜匪趕出自己的轄地便打道回府，這就是三個和尚沒水喝的道理；
第二，盜匪的構成雖然十分複雜，但大部分都是山下的百姓，農忙時務農，農閒時便上山為盜，只有少部分是亡命之徒，除此之外，這些盜匪還有一個“法寶”，那就是投降，打不過官兵就投降，等官兵走了之後繼續佔山為王，明末農民起義軍大部分都有這個特點，比如闖王李自成就經常投降；
第三，山下的民眾和衙門中有盜匪的內應，只要朝廷一有動作，山上的匪眾馬上就能收到訊息；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問題，民眾之所以上山為匪，是因為沒有活路，當地物產貧瘠，朝廷賦稅每年都交不夠，屬於典型的官逼民反，這個問題不解決，剿多少次都是枉然。
針對這四個問題，王陽明確定了自己的剿匪方針：
第一，上書朝廷擴大自己的權力，取得便宜行事的權力，打通各省關節，行事再無阻礙，總領全域性，防止相互推諉；
第二，在山下實行“十家牌法”，十家為一牌，牌上著名各家籍貫，人口和職業，如有變動必須上報朝廷，十家輪流巡邏，一家發現窩藏盜匪，十家連坐處罰，這樣一來，兵不血刃就解決了一部分的匪眾；
第三，假意釋出剿匪任務，派人到衙役各家盯梢，抓住衙門裡的內應；
第四，上奏朝廷請求減免賦稅，把荒地分給百姓耕種。
這些都做完之後，王陽明又派人去各山頭送信招安山匪，只要肯下山務農，朝廷就發給他們必要的農具和土地，不願意務農的可以從軍，剿匪結束之後歸入朝廷正規軍編制，能安安穩穩的過日子，誰還願意去當土匪呢？這樣一來，不僅山匪減少了，朝廷的兵力也得到了擴充。王陽明之所以任用山匪，是因為他們平時就在山上活動，熟悉地形和作戰方式，比朝廷的正規軍好用的多。
解決了這些之後，剩下的就是死心塌地的亡命徒了，不過，王陽明也沒有強攻的打算，而是時時用心，處處設計，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時人評價他“用兵詭異、獨斷，素有狡詐專兵之名”，比如他經常以借路的名義請求透過某山寨去攻打另一夥匪眾，在過路時突然發難，再比如，他經常在佔據絕對優勢之後圍而不打，設下埋伏逼匪眾突圍，至於聲東擊西，南轅北轍這種事，那更是家常便飯，有了這些神仙手段，土匪哪裡有不滅的道理。
《孫子兵法》中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再次攻城“，王陽明就是伐謀的最佳代表，而伐謀最重要的就是算計，算計的前提是懂得地方的心理，知道他們在想什麼，所謂知己知彼正是這個道理，不僅要知道對方的實力，還要知道對方心中所向。
至於江西此後再無匪患，那就要歸功於”致良知“了，正是他心中有良知，王陽明不忍心去剿滅那些無奈之下選擇上山為盜的普通百姓，而是想要給他們一條活路，這才是真正的為國為民。
此戰之後，王陽明一戰封神，這個從未帶兵打過仗的書生，憑著自己的智慧和一顆質樸的為民之心，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蹟，之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先後平定寧王叛亂，盧蘇、王受造反，斷藤峽叛軍，一生未嘗一敗，最後病死於歸途之中，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誰說良知沒有用？誰說善良沒有用？你只管憑良知去做，剩下的交給時間，交給兒孫，交給無處不在的命運，他們會給你滿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