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一國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編纂了中國歷史最著名的兩部史書之一的資治通鑑。在變法上，王安石新政是有好處，可落實到全國範圍的執行上就漏洞百出。而在司馬光等保守派的經濟學觀念來看，世間的財富是有限的，官不可與民爭利，加上新政的漏洞，其實際真的變為了官府斂財的工具（後世蔡京等人便是利用青苗法使百姓強制借貸，以壓榨財富）使得溫公更為反對。而且，在私德上，司馬溫公和王文公都是真君子，僅政見不合而已

朝廷對於王荊公變法的措施應該是始終搖擺不定。要是一味否定就不會一會兒加諡號一會兒廢除了。而且之後的丁謂蔡京蔡襄都算是王系人馬，至少早期經過王的提攜。不少文人由此評論說王的人品文章都不錯，只是用的人品質太壞。北宋當時並沒有“民族國家”的完整概念，司馬光作為政治上的保守黨，經濟上的地主階級，他的所作所為，只是以此為出發點罷了。既處在階級社會，行動必然帶有階級印記，行事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談不上什麼黑點。關於對西夏政策，實際上司馬光早年也是主張對西夏用武，收復失地的。不過司馬光對此沒啥成就，在麟州還因為對西夏兵敗被貶過官。熙河之役的勝利對於新法來說本身就有很大的政治意義，作為保守派，自然要貶損此役獲勝的實際價值。既如此，在全面清算新法的時候，將收復失地退還，並且宣稱收復的這些土地是徒勞無功，也是很自然而然的。

然而事實上，熙河之役勝利的各層面上的意義都是很大的。此役之後，西夏事實上處於了北宋戰略包圍之中。而且之後沒幾年，西夏陷入了內亂，可以說是天賜良機。可惜宋朝趁機伐夏後的一系列戰役決策失誤，導致損兵折將無功而返。讓人無語的是，這時候本來應該檢討軍隊建設，戰役規劃層面的問題，然而這時候一竿子守舊派跳出來說，這仗打輸了，全是因為熙河之役打贏了。大概邏輯是：全怪熙河之役，讓宋朝有了對西夏戰略進攻的條件，然後進攻輸了；如果沒有熙河之役，可不就不會去進攻了。所以啊，全賴王安石變法後打贏了熙河之役，其邏輯的強大也是令人歎為觀止。然而，這時候王安石早已罷相在家，可謂飛來大鍋。

司馬光歸還收復的土地，實在稱不上是什麼“深思熟慮”的舉措，純屬打擊政敵而已。其實司馬光還主張把熙河一帶全送給西夏，不過這個反對的太多，只好作罷。至於北宋休養生息之後，準備一舉滅掉西夏，這個問題其實提的很沒必要，因為在此之後，北宋防禦西夏的軍備從來沒有停過，但是卻一直沒進攻。甚至，其後大約40年，靖康之變的時候，有一隻沒能及時趕來的勤王之師，就是正在在防禦西夏。當然司馬光那群在世的話，可能又會說：果然就不該反攻西夏，把這片防線土地都割給西夏收縮防線，不就能趕回來勤王了嗎？

小編認為，看歷史不能從現在的角度看，不能用現在的價值觀判斷古人的行為。王安石變法其實正統史書上評價非常不高，王安石諡號文，司馬光諡號文正，司馬光說過“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諡號會是文正，可見當時人對司馬光的評價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