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在經歷了明憲宗朱見深和明孝宗朱祐樘兩代帝王的悉心經營之下，國家漸漸從“土木堡之變”的巨大打擊中恢復過來，整體呈現出一種平穩的狀態。但是在這一時期，國家的荊襄地區卻是屢屢發生叛亂，其聲勢最甚之時甚至裹挾亂民150餘萬，極大的破壞了國家的穩定。

成化元年（1465年），荊襄地區流民與官府矛盾深重，首領劉通糾集周邊的流民首領石龍、馮子龍等人聚集大量流民在房縣扯旗造反，並自封為“漢王”。一時之間荊襄地區流民紛紛響應，短時間內起義軍便達到了4萬人的規模。不過流民起義軍的戰鬥力畢竟有限，在朝廷派遣工部尚書白圭、湖廣總兵李震二人調兵鎮壓之下，很快起義便被迅速平定。

但是當白圭等人收兵之後，荊襄地區的流民再次開始聚集。到了成化六年（1471年）之後，劉通的舊部李原等人再次糾集流民造反，而這一次起義軍規模更加浩大，流民歸附者甚至超過了百萬之巨。

都御史項忠奉命率領25萬明軍予以鎮壓，在擊潰起義軍之後，項忠為避免流民平而復叛，更是對荊襄地區的流民與叛軍一起進行了血腥屠殺，前後死亡者約在30萬人上下。為了彰顯自己的功績，項忠還立了一塊“平荊襄碑”。然而，後人對於這種濫殺無辜的行徑極為不齒，於是將“平荊襄碑”稱為“墮淚碑”。

然而事實上項忠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荊襄流民叛亂問題，自此之後荊襄地區屢屢有流民叛亂髮生，規模雖然不大卻牽連日久，為荊襄地區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如前文所述，我們能夠發現，荊襄地區的叛亂問題實際上並不是一個軍事問題。明朝軍隊一去，猶如砍瓜切菜一般起義軍頃刻間土崩瓦解，但是軍隊一走流民很快又會再次聚集。那麼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來分析一下問題的原因：

一是荊襄地區是流民的天堂。在明朝立國之前，荊襄地區實際上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死對頭陳友諒的老巢。朱元璋在剿滅陳友諒勢力之時，荊襄地區遭受戰火極大的蹂躪，故而人口稀少。而另一方面，荊襄地區山林區域連綿廣闊，官府的行政管理很難有效的覆蓋整個區域。而實際上荊襄地區的土地是非常肥沃，而物產也極為豐富的。這樣一來，人口稀少且物產豐富代表著人均可佔有資源多，官府又不能實施有效的管理，這不就恰恰適合無所依靠的流民前來定居嗎？

二是北方災害及土地兼併嚴重。明朝中期，北方廣大地區頻頻發生糧食性災害，造成大量農民失去土地而成為流民。明朝中葉的災害頻繁程度確實是一個極為驚人的數字。在此基礎上，自明憲宗時期開始出現的“皇莊”圈地，進一步加劇了土地兼併，從而造成了大量的流民喪失了生存的空間不得不背井離鄉離開北方，尋求新的棲息地地。

一邊是天然的棲息地，一邊是大量流民的產生，正是上述正反兩個原因直接造成了荊襄地區成為了大量流民的聚集地。流民一多，自然而然因為共同的訴求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不穩定因素，稍有不慎便會激起民變！

從另一個層面來講，朝廷屢次對荊襄用兵，雖然能夠迅速撲滅叛亂，但是上述兩個因素卻依然存在，故而朝廷軍隊撤離之後荊襄之地又再度成為了流民匯聚之所，如此反反覆覆叛亂頻頻。

弄清楚荊襄亂局的根本原因之後，接下來我們來解析明朝最終處理好荊襄流明問題的手段。在筆者看來，明朝治理荊襄地區採取的一系列手段歸根到底主要體現了兩個層面的思想：一個是控制，一個是消化！

首先我們來說控制層面：

一是重兵鎮守荊襄。項忠在荊襄時採取“通行要口，築堡分兵守之”的策略，力求將荊襄地區的流民限制分割在固定的範圍之內，避免其流動往來相互串聯。另一方面項忠又積極協調湖廣和河南地區，在荊州南北周邊駐紮重兵，從而形成強大的軍事威懾，從整體上來講加強了朝廷對荊襄地區的掌控。

二是強化行政管理。如前文所述，荊襄地區長期處於“三不管”狀態，這就使得這一地區缺乏常態化的制約。後來明朝汲取了前期的教訓，開始增派官吏前往荊襄地區實施官吏，並新設了鄖陽府這一行政區劃，從而使得官府的行政效能得到大大的強化。這樣一來，荊襄地區便常態化的置於朝廷的管轄之下，整體秩序較之先前便好了許多！

接下來我們來說消化層面：

一是流民附籍安置。原先針對荊襄流民，朝廷採取的是遣返原籍“一刀切”的做法。殊不知人家流民就是在老家活不下去了才跑出來，現在給人家送回去人家不還是活不下去嗎？不還得照樣跑回來嗎？於是朝廷便安排流民在荊襄就近入籍，將他們納入荊襄地區行政管轄之下，使得流民能夠合法的安置下來。這樣一來，流民就變成了居民，在連坐保甲等制度的約束之下，其整體的危險係數便大大的減少。

二是提供生活保障。所謂飢寒起盜心，流民造反歸根到底還是活不下去了，但凡有一條活路誰也不會鋌而走險反抗朝廷。所以朝廷向荊襄入籍的流民發放了田地，並且出臺了一段時期內免稅的政策，從而使得這些流民的生活有了保障。既然能夠吃得上飯了，那麼當然就不會有人再去造反了！

綜合前文所述，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在解決荊襄流民叛亂的問題上明朝分別從“控制”和“消化”兩個層面下手。

其中，“控制”的目的在於確保荊襄地區的平穩。只有平穩了才能開展後續的一系列工作，這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穩定是前提”。在這裡，“控制”是治標。

那麼接下來是“消化”。荊襄叛亂的根子在流民，只有把流民都消化掉了，叛亂的基礎才能消除。那麼明朝採取的方法是把流民轉變為居民，在這裡“消化”是治本。

最後筆者要說的是，明朝北方產生大量流民，其往荊襄地區匯聚實際上是遵循的一個客觀規律。也就是說，無論如何流民都會到荊襄來，那麼真正的“癥結”就是流民是以混亂、暴力的方式擠進來，還是按照朝廷的模式有序的安置進來？

“控制 消化”模式實際上就是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明朝最終在治理荊襄流民問題上的成功，實際上就是“控制 消化”模式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