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明朝中後期，四川人口數量在310萬左右；明朝萬曆年間，四川人口接近750萬。順治十八年，四川人口銳減至8萬人（存疑）。在近幾年有關研究“湖廣填充四川人口”的相關報告中，也能證實當前的四川人口幾乎全部從外地遷入，四川在明末清初時期接近滅絕的人口大銳減確實存在。

>四川人口在清初出現大銳減的情況，按照清史和明史記載，應是殺人如麻的大西政權創立者張獻忠屠川所為；可是，按照對清史、明史等關於“張獻忠屠川”的記載時間和屠殺人口數量記載來看，又是漏洞百出甚至絕無可能。而且，在《清實錄》中對於清廷平定四川長達13年的過程記載來看，清廷對於四川人口的屠殺似乎更甚。

那麼，在明末清初時期的四川人口大銳減到底是誰造成的？誰才是那個幾乎將四川滅絕的罪魁禍首呢？讓我們剖析歷史文獻記載，一探究竟！

01 清史、明史對於張獻忠屠川的官方記載

對於張獻忠屠川的記錄，最為權威的莫過於清朝編著的關於明朝歷史的官方記錄—《明史》。

《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流賊傳》：“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偽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剝皮死，並屠其家。脅川中士大夫使受偽職，敘州布政使尹伸、廣元給事中吳宇英不屈死。諸受職者，後尋亦皆見殺。其慘虐無人理，不可勝紀。”

張獻忠作為旨在推翻明朝統治的農民軍領袖，無疑會被明朝視為血海深仇之人。《明史》自順治二年開始編纂直到乾隆四年才全部完成。負責《明史》編纂的全是明朝遺臣、文學家、史學家們，這些明朝的遺民們對於張獻忠這個前明的仇人肯定不會筆下留情，而對其屠川的官方記錄肯定會有過分黑化甚至刻意汙衊、醜化形象的成分在內。

另外，在李自成佔領北京城以後，多爾袞提出了“為君父報仇，與農民軍爭天下”的口號，揮師入關，所以在公開化書籍和言論上，必須和農民軍保持對立立場。而且，作為清軍名義上的對手，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和清軍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抗爭，讓清軍付出了較大傷亡，這也讓清廷對其懷恨在心。讓其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殺人如麻的神經病形象則是清廷對其最大的報復。

而且，根據葛劍雄先生所著《中國人口發展史》來看：中國人口在明朝萬曆年間只達到了一億兩千萬到兩億之間的數量。《明史》中對於張獻忠屠川殺掉了“六萬萬”，也就是6億人的說法顯然並不可信。但這也並不能說明張獻忠沒法進行過屠殺四川人的行為。

而清初文學家毛奇齡所著，在當時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後鑑錄》對於張獻忠屠川的描述則更為驚駭：

“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安西一路，殺男九千九百餘萬，殺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為御府老營，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不知也。”

毛奇齡原為抗清勢力，但在康熙年間響應了康熙皇帝推出的博學鴻儒科，進入清廷，成為效命於清朝政府的官員，而且主要工作就是負責對《明史》的編纂。而毛奇齡所著的《後鑑錄》正式寫著於入侍清廷明史館後，而且書中所需資料全部查閱自明史館中，，這本身就決定了《後鑑錄》不可能具有較大的歷史借鑑意義。

另外，和上述原因一樣，為了迎合清朝上層統治者對農民軍運動的書寫記錄風格，為了醜化張獻忠的形象，《後鑑錄》只不過是《明史》的延伸版，其客觀意義和可信度並不大。

再者，在毛奇齡的書中，張獻忠並不是殺掉了6億四川人，按照上述一組數字的計算，而是將近7億的人口，這更離譜和不可信。

02 屠川的罪魁禍首到底是誰？

1、張獻忠也有推卸不了的罪責

進入蜀地的張獻忠最初時期或許並沒有大肆屠殺蜀人的行為，而且《明史》中對其“獻忠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的形象描寫也很可能是為了醜化其形象，刻意為之。但根據顧山貞所著紀實類史學書籍《客滇述》給出了張獻忠屠川的一個主要原因：

賊懸示城中，呼川人為蜀獠，謂“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負朕之極，故盡殺之”。

可見，當時佔據蜀地的張獻忠面對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之稱，民風彪悍的蜀地居民，江山坐的並不安穩。這個歷史上有名的不受壓怕、不受欺辱的地方，對張獻忠的暴政反抗活動之多，可想而知。為了維護統治，壓制越來越多的反抗活動，張獻忠也只能採用極端手段鎮壓。

另外，張獻忠位居蜀地的大西政權正是清王朝和南明政權的必爭之地，其所處位置戰略意義重大，也就是說，誰擁有了四川這塊戰略要地，誰就能基本掌握西南大片疆土較長時間的統治。而且，南明政權本就是明朝皇室後裔稱帝的延續政權，對張獻忠的反撲只是時間問題。在清軍入川進攻和南明政權反撲的聯合攻擊下，本身就有推翻暴政精神的川民反抗活動更盛。

大西政權軍隊

再者，面對清軍和南明政權的進攻，張獻忠需要巨大的軍需物資，但其僅僅佔據四川一地，也只能從川民身上強行奪取，而等到強行奪取遇上反抗時，就只有屠殺一個卑劣手段了！

對於張獻忠屠川的歷史文獻記載，《明史》和《後鑑錄》雖然並沒有多少可信度和歷史借鑑意義，但195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紀事略》，因為材料完備且原始，詳細記載了張獻忠從起義到失敗的全部過程，事件、人物、地點都較為吻合，可信度較高。以下便是摘取自《紀事略》對張獻忠屠川行為的記載：

1、順治二年七月，汪兆麟獻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殺男子南明時期的四川，後逼婦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計其數。又以“特科”的名義，騙四川的鄉紳、士子、醫卜僧道雜流到成都，後全部屠殺，被殺者萬餘人。

2、順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大殺大西軍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歲以下者全部盡殺。

3、順治三年二月至六月，獻忠派兵分剿成都府屬三十二州縣，定例每殺一人，剁兩手掌、割兩耳及一鼻解驗，準一功，婦女四雙手準一功，小孩六雙準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殺部隊才全部回成都。

另外，清朝學者魏源所著的《湖光水利論》因為論證充分，客觀事實較為清晰，也被認為是研究張獻忠屠川的重要文獻之一。在本文中，對於張獻忠屠川有這樣的描述：

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之謠”

歐洲天主教著作《聖教入川記》也對張獻忠有過“性情暴虐，每日均殺人。大西的官員本有九百人。張獻忠離開成都時還有700人。到他臨死時只有25人”的記載。

1980年，在四川舉行的關於“張獻忠在四川”學術討論會，認可魯迅先生對張獻忠屠川原因的說明：“他開始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藉著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條路，也是就開手殺，殺……”

由此可見，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並不是謠傳而是真實存在的，但絕非《明史》等清朝官方歷史文獻記載所言，如此的暴戾，如此的冷血。按照劉伯景所著《蜀龜鑑》中的記載：

痛乎，明季屠川之慘也。四川南部死於張獻忠部者十分之三四：川北死於獻者十三四：川東死於獻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獻者十七八。

所以，張獻忠對於明末清初四川境內的人口銳減雖不像《明史》中描述的那樣需要承擔全部責任，但也有不可推卸的罪惡！

2、清廷對四川的平定，才是四川人口大銳減的主要原因

在四川舉行的關於“張獻忠在四川”學術討論會後所著《關於“張獻忠在四川”學術討論會的情況綜述》中，認為清初明末的四川人口銳減並不能將責任歸結於張獻忠一人，清軍官兵對四川的武力平定和清軍在四川境內同明軍、同吳三桂等的數場戰爭才是主要原因。

張獻忠的大西政權現在四川存在了只有兩年多的時間，而且其轄區只有四川疆域的三分之一，所以即使張獻忠“每日殺人”，也不可能對四川造成滅絕性人口銳減！

清軍在四川境內共發生了四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且在張獻忠死後，面對不折不撓的四川民眾竟然用了整整十三年的時間才完全平定，入主四川。第一次是清軍同張獻忠的大西軍對戰；第二次是清軍在川東與“搖黃”武裝、南明殘軍作戰；第三次是清軍鎮壓夔東十三家起義軍；第四次就是請軍統吳三桂軍隊在四川的對決。對四川人民的這種頑強不屈的抵抗，清軍採取了徹底屠殺的辦法作為報復。即不論是“張賊”，還是無辜的平民，一律斬殺。

對於此事，《清代通史》中記載的一份刑部上奏順治皇帝的奏摺中能夠看出端倪：

“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另外自《清聖祖實錄》中，也記載了康熙皇帝對清軍下達的類似張獻忠收繳軍需物資的命令：

“惟蜀路運糧，最為重要，宜於所復城池、村落，遍訪賊積米穀，悉行察收。俾進蜀官兵，不悞支給。”

在此命令下，清軍過境之地，一片“敗兵奔駐雅州、名山兩地，民間谷、豆、蕎麥盡掠，雞、鴨、牛、羊盡殺，瓦屋茅舍盡毀。人民無依，悉赴川西逃生。”的悲慘景象。

另外上述《蜀龜鑑》中，對於清軍平定“搖黃”起義軍對四川民眾的傷害也有過資料分析：

痛乎，明季屠川之慘也。川北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川東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萬不遺一矣。

明清史研究家李光濤在其所著的《明清檔案論文集》中，對於清軍造成的四川人口銳減有過更為直白的說明：

“清人之殺人比之流寇之殺人，更殘忍，更無數。雖然，此殘忍嗜殺之結果，於彼亦不利。“

由此可見，除了張獻忠屠殺和瘟疫、虎患外，清軍在四川的長達十三年的血腥鎮壓和在四川境內的數次大規模作戰才是四川人口大銳減的主要原因所在。

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胡昭曦先生對於四川人口銳減問題的看法似乎更被信服：所謂張獻忠“屠蜀”對四川造成的破壞是有限的，清軍才是四川人口滅絕性大銳減的罪魁禍首，也正是為了掩蓋這一罪惡，請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編造種種謊言，將責任全部推給張獻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