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史樹青先生是姑母的大學同學，所以我稱呼他為“史伯伯”。他是我非常喜歡和尊敬的長輩，曾任中國歷史博物館（2003年併入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著名文物鑑定專家。史伯伯長得慈眉善目，身體胖胖的，走路慢慢的，一向待人平易，總是笑容可掬，但對於“鑑寶”卻一絲不苟。
記得197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我在我家“后街”——復興門內大街（西長安街延伸部分）與佟麟閣路相交的路口附近，遇到了正好要去我家的史伯伯。我陪他走進我家東院牆外“小衚衕”，這是一條可以從長安街直接通往察院衚衕中部的小巷子，長度10米左右，寬度無法二人並行，所以俗稱“小衚衕”，進到察院衚衕往右側一拐，便是我家大門。
正要走上我家大門臺階時，史伯伯卻踟躕不前圍著地上的一張紙轉起圈兒來，嘴裡還不停地嘟嘟囔囔。我定睛一看，原來地上有一張摺疊的、有些殘破的紙，看上去隱約是張地圖。史伯伯口中仍在不停唸叨著：“這是誰扔的？”“這麼好的地圖，怎麼就扔了呢？”“這是哪一年的？”轉了好幾圈兒後，他慢慢地彎腰從地上撿起了那張地圖，小心翼翼地開啟一看，原來只是一張當時最新版的《北京城市交通圖》而已……
2006年8月，姑母帶我同去史伯伯家探望他，一起前去的還有一位臺灣的中年女學者。聽那位女學者說：一直想去拜會史先生，據說史先生現在身體不太好，他的夫人既不允許他外出，也不允許他接聽電話，更不讓別人去他家看望……但姑母給史伯伯家打電話時，剛一報上姓名，史夫人就把電話交給了史伯伯。史伯伯聽聞家姑母要帶我們去他家，非常高興。我們在他家時，他給我們講述了不少他經歷過的“鑑寶艱辛”。臨別時還贈送了我一張他收藏的“漢代瓦當”拓片，而且是我們去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的。
1996年2月27日，我曾陪姑母與溥任先生有過一面之緣，地點是位於北京後海的“宋慶齡故居”。溥任先生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親弟弟，辛亥革命後改名“金友之”，他相貌敦厚，寡言少語。1947年，他得到父親載灃的支援，於後海的醇親王府開辦了北京競業小學，依靠變賣家產維持，後將學校交予國家，自己先後任教於西板橋小學和廠橋小學，直至70歲才退休。退休後，致力於清史研究，並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市政協委員。
陪同溥任先生一起在現場等候的還有三個人，實在是記不得姓名了。姑母與溥任先生握手寒暄。
那是我第一次走進那座攝政王府——醇親王府，亭臺樓閣，湖石假山，那時我才知道這座府邸最早屬於康熙朝大學士納蘭明珠（納蘭，即葉赫納蘭，正黃旗），納蘭性德（明珠之子）就成長在這裡。此宅後為和珅所佔。晚清時，因光緒帝是醇親王之子，此府邸便被賜予醇親王，後來的宣統帝及其兄弟皆出生於此。
與我和姑母從天津同行前往的還有一位時任日本九州產業大學教授的橫山永三先生。橫山先生是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先生的弟子，曾是日本國立山口大學的教授，是一位老舍研究專家。當時，我和橫山先生分別帶著兩所大學的學生們正在南開大學短期留學。橫山先生聽到姑母要我陪同去北京會晤溥任先生的電話，便也隨我們去了。
當天，我請大家在什剎海銀錠橋旁的烤肉季吃過午飯後，我們返回了天津。
1981年召開的“杜甫學會”第一屆年會，姑母應邀參加，大會放映了一部介紹杜甫的影片。整部影片都配有杜甫詩的吟誦，姑母覺得吟誦的聲調極好，就向人詢問吟誦者是誰。後來範曾先生告知，吟誦者是文懷沙先生。範先生還陪同文先生到姑母下榻的賓館中相聚。文先生曾當面為姑母吟詩。
1999年12月31日上午，文老到察院衚衕祖居來拜訪葉先生。那天我也在家中，遂與文先生相識。兩位文學大師在東廂房內，從金聖嘆評才子書談起，各抒見解，火花碰撞，正巧從日本回京過年的我直聽得酣暢淋漓。暢談了足有兩個多小時，文老方才離去。雖然我在旁邊一邊聽一邊用錄影機錄影，還不時騰出一隻手用照相機照相，但由於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錄影帶不夠用，未能將兩位大師對談的內容盡數記錄下來，照相機上的時間“年月日”也沒設定對，事後一再懊悔不已！
此後，葉先生與文老除了共同出席一些學術會議外，還透過我有過多次著作贈答。因為我很喜歡和愛戴文老，每次回京，只要是文老方便的時候，我都會去看望他，聆聽他老人家的教誨。多年來，葉先生一直倡導和呼籲延續中國詩詞的吟誦傳統，並且主持著一個有關中華詩文吟誦研究的國家重大科研專案，曾經數次對我說及特別希望能夠獲得文老吟誦《離騷》的錄音。
2018年初，文老因在北京的居所永安賓館改建，而暫時移居到日本東京其長子家中。5月上旬，姑母特意讓我從福岡前往東京看望文老，並帶去問候。我是上午10點半左右到達的，陪文老聊天聊了許久，直到下午1點半才與文老共進了午餐。臨走時，文老將弟子空林子女士所著詩集交由我代轉葉先生，並約定等到6月份我再到東京看望文老，屆時他將為葉先生吟誦《離騷》錄音。5月下旬，我飛到天津，將書轉交給姑母，姑母也將一冊《獨陪明月看荷花》（葉先生的詩歌創作選集，英文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作為答謝交由我帶回日本轉呈文老，扉頁上寫的是“書中詩詞皆為譯者所選，非我本人自選；固不值方家之一哂也。迦陵”。但不幸的是，文老未及收到此書，便於6月23日在東京病逝了，享年108歲。我是在23日上午接到空林子女士打來的電話得知的訊息，立即向姑母作了彙報。
姑母聞訊便書寫了一篇悼文，用電郵發給了在福岡的我，並遣我搭乘第二天（24日）的航班飛往東京弔唁。悼文的內容是這樣的：“驚聞文懷沙先生逝世，無任震悼。猶記當時八十年代中，我被邀前往成都參加杜甫學會首次年會。在大會放映之《杜甫傳》之影片中，第一次聽到文老吟誦。以為其對詩歌中情意之體會，與音聲之傳達，皆非一般人之所能企及。而今文老離世，真令人興‘《廣陵散》從此絕矣’之嘆。”
其實，在旁聽了葉先生與文老的那番對談以後，我曾產生過一個念頭——這一代大家都已上了年紀，雖然身體看起來都還比較健康，卻不知何時就有可能“駕鶴西去”。儘管這些大家都有著書立說，但感覺類似這樣的“對談”會更好，更精彩，因為這樣能夠碰撞出火花來，會有神來之光閃現，應該儘快錄製下來，做一檔搶救性的電視節目，那將為後人留下一筆多麼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啊！我當初設想的是：請葉先生作為“主談”，每期請來一位大家對談。比如，請葉先生與文懷沙先生對談“屈原與《楚辭》”，與馮其庸先生對談“《紅樓夢》中的詩詞”，與範曾先生對談“詩詞與書畫”，與楊振寧先生、陳省身先生對談“科學家與詩詞”……我曾向一些出版社、電視製作機構等談起過、呼籲過，但最終未能實現，以致成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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