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蓓容

臨江仙

約略琵琶商婦怨，春花秋月蹉跎。

貂裘換後峭寒多。

江山欹枕夢，風雨缺壺歌。

明鏡曉霜羞短髮，負他雲髻峨峨。

相逢切莫誤橫波。

雍門成舊曲，無計惜韓娥。

自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路讀來，不難想象：這是一個典故不斷增加，直接閱讀越來越難的過程。原作不用典故、直指人心，用大白話感動你我。可是，當白居易走進歷史，潯陽成為勝地之後，許多詩人都用了“琵琶”來暗示那裡的風流往事；再後來，司馬青衫可以用來表達國破家亡之恨，悲苦的命運就不只屬於個人了。

況周頤是清末民初的詞人，技藝高強。這首詞本由1913年的同人唱和之作引發。寫作之初，未必考慮“廣大讀者”，因此可以盡力打磨，讓各個小句都承載故實，把意思嵌藏在全篇羅列的整張典故之網裡。而這張網，也從商婦的琵琶聲開始編織，由“秋月春風等閒度”的歲序之感，漸漸收緊。

在過去的時代，這些語典其實還不算太難，讀書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奇妙的是，你看出的越多，詞的意味就越豐富。那些講音樂、講佳人、講豪縱、講衰颯，本不為亡國之恨而造的典故，都融進了詞篇的基本情境之中，使國之衰亡與人之老邁彼此映照。同時，作者也兼顧了形式的整齊、邏輯的完整，以聆聽音樂始，經過述說樂曲主旨的過程，轉入對歌者的凝視，終以讚美、感嘆和一絲自我區隔。

每一個典故都與相應的典故比並而見意，而比並會帶來一些可能引起誤讀的歧義，成為小徑分岔的花園。開頭那彈琵琶的商婦，也許就是尾聲中過雍門而高歌，餘音繞樑，三日不絕的韓娥。那換了酒的貂裘，暗示眼前的歌筵。睡著夢見故國，意味著故國已成一夢；醒來買醉，無論聽什麼曲子，都像王敦敲響唾壺，所唱的“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音樂始終都在，奏曲的人也沒有離席。可是，朝如青絲暮成雪的短髮，提醒著作者：與正當年的異性逢場作戲，眉來眼去，已經是令人羞愧的事情了。那麼，雍門究竟只是歷史地名，還是挈帶著“雍門琴”的語典，暗喻著破國亡邑的悲哀？到底是說那曾在雍門賣唱的韓娥，雖然餘音繞樑，畢竟也會消逝，再也喚不起同情；還是說，在今天，“舊曲”那樣的煙花勝地，便是新時代的雍門，最會唱歌，最能打動人的，都是門戶人家的女子？又或者，是要說，雍門鼓琴那樣警示著亡國的哀音，畢竟已是既成事實；在這樣的巨大的哀痛之下，憐香惜玉的好心情再也不會回來？

其實，從《琵琶行》成為典故開始，互文性的迷宮已經打開了大門——“任何文字都是一些引文的馬賽克式構造，都是對別的文字的吸收和轉換。”自運機杼與織錦為文的兩類作品，與其截然分開，倒不妨視為連續的過程。作詩，是和更早的古人共沐一片星光。一位技術過關而又自覺的詩人，可以像白居易一樣，不刻意，不費力，甘於和更早的星光共此良夜，留我們費力分辨他身上曾淌過多少傳統的清輝。也可以像況周頤一樣，把五色彩筆化作三稜鏡，讓滿天星斗一同搖漾起來。萬千不同的光束籠聚在一起，並不是簡單的疊罩相加。觀眾會覺得每一個典故都超越了原有的意義，在星海里滿心歡喜，目眩神迷。

如果再想深一層，我們也許能夠同意：每一次重新引及，都為舊典故開出一重新境。畢竟，被組織到這裡或那裡，與誰呼應、與誰並列，都會輕微地改變它的意義，往它身上增添或拿掉一點兒什麼。久而久之，琵琶的哀怨，白居易的淚，不都能從個人的身世之感化作國運的殷憂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不也都可以化作別的什麼東西嗎？

知道的前例越多，所獲的饋贈就越豐厚，再進一步開拓的可能性就越精微玄遠。這是屬於讀者的幸福，當然，它也屬於每一位後來的創作者。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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