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循吏，在主張大刀闊斧改革、政績卓著的同時；刻薄寡恩，私德有缺，泥沙俱下。萬曆十年，在查抄張府時，黃金、白銀、金器、銀器、玉帶不勝列舉，這些也都是明證。

但是我們讀歷史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任何歷史人物都不是簡單的“黑白論”。歷史人物的評價，甚至遵循的是能與庸的路數，是以結果論的。作為一段歷史的載體，歷史人物或者好，或者壞，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給歷史帶來的效果是什麼，對他的評價是看他能夠推動歷史進步，還是阻礙了歷史前進。

從這一點而言，張居正無愧於大明王朝的救時宰相之稱謂。

在隆慶帝朱載垕去世之後，他留給大明王朝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呢？在《風雨張居正》之中，酈波先生給出了我們較為明確的資料：

雖然大明王朝實現了人口、耕地面積的大幅度增加，但與之相互關聯的財政收入卻入不敷出，赤字問題嚴重，至張居正改革前，財政拮据赤字達到了300萬兩白銀，而且由於根源出自地封建王朝的必然，土地兼併的加劇，這種局面在維繫現狀下只能呈現擴大趨勢。

正所謂：：“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

面對這樣的危局，當時萬曆帝朱翊鈞年不過沖齡，自然不能親政。張居正，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李太后的襄助。在結連了司禮監太監馮保之下，高拱很快便被二人排擠出局，張居正也順利的成為內閣首輔。

對萬曆帝、大明王朝，他忠心耿耿。對於大明之危局，一場早已籌謀已久的改革，勢在必行。於是一系列的涵蓋了整飭吏治、獎勵耕戰、增加財政收入的措施迅速實施。

但改革的代價，還是老生常談的利益再分配所帶來的階級矛盾與內部矛盾。改革，必然會損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自然會遭到他們的反對。

在張居正實行的考成法之中，講究的是行政效率，對於不作為的官吏則盡皆裁汰，這樣的舉措在實現了明朝堂的高效運轉的同時，也損害了這些地主階級士大夫的切身利益，畢竟“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

而在經濟上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 則更可謂是直擊病灶。 一條鞭法的首創者並非張居正，清流海瑞便曾在轄區內實行，張居正採納並藉助其首輔之位的強力推行之下，原本可以從中漁利、中飽私囊的各層級官僚，作假的成本更高，而明王朝也能夠透過這個政策，改變了當時嚴重盤剝農民的賦役制度，緩解了社會矛盾。而清丈田畝，作為與一條鞭法的並行措施，也避免了地主階級的偷稅，如此一來，原本的財政赤字也得到了扭轉，每年的財政盈餘也達到了三百萬兩，至萬曆十年，財政盈餘達到一千二百五十萬兩。

另外，張居正改革之中還出現了有別於前朝改革的不用做法，他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做法，反對重農抑商，提出農商並重。

可以說，張居正是萬曆朝的“答案”。但遺憾的是，張居正改革所觸及到的官吏士大夫、地主階級，在其死後很容易便藉助張居正循吏的特點，找到了攻擊支點，更兼之張居正獨攬大權，對神宗要求過嚴苛，導致的明神宗不悅之下，僅僅在他去世後的第四天，這種攻擊便已經展開。很快張府被抄家、褫奪官爵，罪示天下。

當然這對歷史影響最重要的一點是人死法滅。而這個結局的邊際效用就是，明朝的積弊又一次累積，外加之萬曆帝的怠政，關於明朝覆滅事實上也已是“不可逆的”。

及至崇禎帝時，小冰河時期乾旱、蝗災迭起，土地兼併自耕農破產，流民日眾，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滿清王朝的上升期，皇太極、多爾袞的英明領導，歷史就在這樣的扁平化之下，成就了明朝亡國、清軍入關、滿清定鼎中原。

但與張居正而言，或許修撰《明史》的張廷玉一席話更加恰當：“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