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家們基本贊成，

“古漢語”包括兩大部分——

第一，先秦為代表的“書面語”，即“文言”。秦漢以後的人一直在模仿，以致流傳至今。第二，唐宋以後興起的“古白話文”。所說的古典四大名著，都是以這種“古漢語”寫成的，人們耳熟能詳。

籠統地說涵蓋數千年的“古漢語”是哪一地帶的方言，顯然不成立。

“古漢語”研究考慮方言因素，但又不以其為重點

古代肯定有方言。《孟子·滕文公下》曰：“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孟子就

說到了“齊國話”和“楚國話”。

西漢楊雄寫了《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裡面講到了楚、齊、魯、宋、秦、晉、趙、魏、韓、燕、衛、陳、鄭、荊、吳等十數國與地的方言，以解釋同一個詞的不同方言說法。但是，王力先生曾把《詩經》的“十五國風”分別研究過，沒有發現文字記載上的方言痕跡。他又把《楚辭》和《詩經》加以對比，試圖找出華北方音與荊楚方音的異同，結果發現，儘管《楚辭》用韻有自己特點，但很難斷定那是方言特點還是時代特點。

王力先生著有《南北朝詩人用韻考》，他曾注意不同詩人的籍貫，以便看其語言是否受此影響，終於難有所獲。王力先生總結說，研究“古漢語”，探尋“古音”，很少涉及古代“方音”。就是說，自古以來的古音韻學研究者們，只追索“古漢語”文字的 “音”和“韻”之“一般性規律”。再次，孔子所說的“雅言”之準確含義。

說到“古漢語”，人們常常會舉出“雅言”為例，證明古代存在“標準話”或“普通話”。

這個說法不無道理。

魏徵撰《九成宮醴泉銘》稱頌唐太宗功績曰：“始以武功一海內，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丘，南逾丹徼，皆獻琛奉贄重譯來王”云云。這是說，東面南面的邊遠之族，經過“輾轉翻譯”來覲見李世民。“轉轉翻譯”之後的，就是“官話”。

現代漢語中，包括一個很重要的“官話系”，其中有“北方官話”“下江官話”“西南官話”等。

古人所云“雅言”，是否即“官話”？

二者之間，肯定有聯絡。《荀子·王制》曰：“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就此，古代音韻學家稱之為“雅音”，即“規範的正音”。

明代方以智著有《通雅音義雜論》，其曰：“雅音宜習，正韻為經。”那麼，《論語。述而》雲：“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是不是唯指“雅音”別無他意？

有後人認為是的，於是把《論語》這段話解為——孔子在誦詩、讀書和行周禮的時候，不說魯國方言，而講西周的官話。這就未必全面。

漢賈誼《新書·道術》雲：“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雅”，指“辭令”高尚、文明。劉熙《釋名·釋典藝》：“《爾雅》：爾，暱，近也。雅，義也；義，正也。”“雅”，也是講“義正辭嚴”。

《詩》中，有《小雅》、《大雅》共105篇。這一定和“官話”或者方言無關。其詩，多為貴族所作，且多為宮廷樂歌。所稱“雅”，是指內容“義正”、音樂“高尚”。所以，《論語。陽貨》載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也。”《禮記·樂記》：“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漢書·董仲舒傳》記其對策：“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

由此看，“子所雅言”之含義，解為如下更準確——孔子所講的“義正”“高尚”的語言，都是依據詩、書和執周禮中使用的“句式和詞彙”。

“雅言”，可能包含語音因素，但更主要的，強調的是規範化的“義正”“高尚”的“標準語”。

儘管有不同意見，但絕大多數語言學家和文字學家贊同，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先有語言，後有文字。

然而，文字一旦產生，又具有其“獨立性”的特點，比如漢字，作為世界上唯一的“同源文字”，具有“形音義”三者結合，以表意為主的特點。

這個特點決定了漢字所表達的漢語的廣泛涵蓋性——不論說哪種方言的人，都能聽懂，也都能用之表達。這種涵蓋性，大大超出了哪一種或哪幾種方言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