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城郭裡鳧山是伏羲女媧發祥地，既有聚落遺蹟、後裔遺存，又有祭祀廟宇和傳說故事。這裡是人類文化的主要發祥地之一，是中華文化的根文化、源文化。

太昊族與華胥族雷澤碰撞之後，人文始祖伏羲女媧出現，標誌著東夷文明的曙光開啟。第四紀洪水出現後，他們從古雷澤退到鄒城鳧山，在這裡生活奮鬥，繁衍人類，推演八卦，結繩記事，打漁狩獵，實行對偶婚姻，並在鳧山設家廟祭天、祭地、祭祖。伏羲仙逝後，鳧山成為伏羲祠所在地。隨著伏羲族群的發展壯大，伏羲的事蹟隨外遷族人，逐漸傳播到中原等廣大地區，因而到處有他們的傳說。

從堯王、周初開始，到任、須句後人，在鳧山建廟祭祀伏羲。今鳧山一帶仍有太昊風姓後裔所建的方國存在，《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雲：“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這就說明兩個問題：第一，鳧山是“伏羲祠”所在地，伏羲後裔一直在擔當祭祀重任；第二，古人“修圓壇祭天，修方壇祭地，擺一牌位祭祖。”“鳧山爺孃”就是鳧山神，羲皇廟就是祭祀始祖的“祖廟”，屬鳧山文化範疇。對天地祖先的崇拜，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曾達到過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

對伏羲的祭祀最早始於秦早期的郊祭制度，西漢初年承秦之郊祭，東漢沿用此制。

隋唐五代以“三皇之首”祭之。唐開元年間（713——741）在京師長安專建三皇廟；天寶六年（747）又完善祭祀程式，為祭祀三皇確立了規範。但僅限於京師，祭祀少牢。

北宋建隆元年（960），祭祀相當重視，置守陵五戶，春秋祭祀為太牢。學士院特製祝文。

金元兩代沿用前朝舊曆祭祀，規格較前為高，金景帝完顏景在位時（1190——1208），在全國與三皇相關的縣、州均修建祀廟；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知縣張某重修伏羲廟，登仕郎、滕州鄒縣主管薄兼勾常平倉事田肇作《鳧山人祖廟》碑記。

元中統二年（1261），重修伏羲廟，修繕系周邊“二府七州十二縣八十二村莊之人，共1586，道人12人”共同發願完成。大中大夫孟祺撰《重修伏羲廟》碑記；元代元貞元年（1295），詔令全國通祀三皇，廟宇進一步擴建，祭祀空前絕後，主祭伏羲，每年三月三、九月九日通祀三皇，用太牢祭祀。釋殿禮樂仿孔廟，深明禮部，官府出資，官方主祭；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薄梁遺民楊茂主持重修伏羲廟，大都路達魯花赤，嶽出謀撰寫《重修伏羲廟》碑記；元至正二年（1342），伏羲廟獻殿重修，嶽出謀又為所立碑記篆額。由此，伏羲祭祀進入鼎盛期。

明初，沿襲元制。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詔廢止三皇廟，祭祀只准在寢陵進行，各地普遍的祭祀其取消，但民祭尚存；明正統四年（1439），鄒縣縣令房喦重修伏羲廟，前丕州學正李勤致仕撰《國朝重修伏羲廟》碑記；明正德二年（1507），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重修伏羲廟，孔璜輔記；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鄉耆李生棟重修，山西按察司副使，鄒人潘榛為《重修羲皇獻殿記因序歷代帝王紀碑》篆額，鄒縣知縣李鳳翔撰文；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建立《三聖殿》，翰林院世希五經博士復聖六十二代孫顏伯廉拜撰。明初祭祀雖走入低谷，但到明後期，伏羲祭祀進入極盛期。

從現存清順治四年（1647）建立王母閣殿杏祥碑（如晦子題），清康熙六年（1667）建立玉上宮殿通宇碑（虛昌道人親筆）可以看出：到了清代，伏羲廟的修建及祭祀，逐漸由官方祭祀轉向民間祭祀。大多是當地德高望重的鄉耆鄉賢名士修建祭祀。即現在所見之建築群。

民國年間，被反被軍閥燒燬。並經多次殘害，古建築群從山坡上消失。

2016年4月9日，舉辦首屆祭祀伏羲女媧大典；2017年8月出版研究伏羲女媧的專著《鄒魯鳧山話伏羲》；2017年9月伏羲文化產業園專案正式奠基。2020年10月25日成立鄒城市伏羲文化學會。今年下半年定能運營。

今天重建的伏羲文化產業園，就是人祖廟本來就有的故宇，這不是一個物質意義上的仿古建築，也不是為了滿足遊客的懷舊情結，而是，還伏羲人祖其故位，還鄒城老百姓接續伏羲文化的故香火。做到了這點，無論對政府機構，對專家學者，或者對投資方，都是一種“還吾心之欠缺而即於安”的內心滿足。站在今天來說，再建伏羲廟宇，就是把伏羲文化的民族精神請過來，使其能為治國理政服務，“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

　　作者簡介：

劉真靈，高階講師。長期致力於鄒魯文化、伏羲文化、人文地理的研究。現為全國中小學鄉土文化教材編委、伏羲易經文化研究會業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