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王朝。得益於民族認同感、“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風骨以及人數眾多的奇葩皇帝、救時宰相、宦官專權、大奸似忠的東林黨所構成的矛盾衝突下的眾生相，也讓它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聚光燈下的王朝。

作為大明王朝的第十五位皇帝，崇禎帝朱由檢的兄長，明熹宗朱由校便是這眾生相中“出類拔萃”的一個。其父親明光宗朱常洛，並不得萬曆帝所喜愛。因此在冊立太子之中，萬曆帝朱翊鈞曾想冊立自己喜歡的福王朱常洵，但是在明朝末年的朝堂之上，由於內閣地位的上升，文官集團在缺少挾制之下，掌握了輿論權的他們顯然已經有了影響朝局的能力，最終經過十幾年的國本之爭，萬曆帝也只得做出妥協冊立了朱常洛。萬曆四十八年，萬曆帝去世，朱常洛即位，是為明光宗。但是這位光宗，卻縱情聲色，不滿月餘便一命嗚呼，只留下了被人稱之為謎團的明末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

身為光宗長子16歲的朱由校也隨即即位，在位七年期間，他不理朝政，卻要做“木匠之中當皇帝最好的，皇帝之中木匠活中最好的”。在劉若愚的《酌中志》記載：對於宮中原本極其笨重的大床，明熹宗自己設計琢磨式樣，將它改造成輕便的摺疊床；明熹宗本人所設計的小玩具更是被太監拿去市場上出售，銷售火爆，很是緊俏；明熹宗還會利用連通器原理設計噴泉。因此，他的木匠皇帝的稱呼也便再也抹不去了。

但是關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人們顯然更關注的是他所造成的歷史結果。如此一來他的這些“荒唐”舉動與明朝末年，大明王朝面臨的內憂外患的危局便顯得格格不入，他也因此又被稱之為昏君。這並不是汙衊之言。在他當政的大明王朝之內，西南邊陲爆發叛亂；朝堂之上東林黨爭迭起，又有重用閹黨魏忠賢之舉。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作為皇帝的他在戰略眼光上卻也是極其獨特的，比之後人們感慨萬千的亡國之君崇禎帝上要高出很多，這一點上在遼東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當時的遼東，在李成梁的縱容之下，建州女真的努爾哈赤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異軍突起，逐漸統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並在李成梁去世之後的次年1616年建立了後金政權，1617年便釋出“七大恨”宣佈對大明開戰，而隨後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的勝利也讓大明王朝在面對遼東時局上捉襟見肘。

那麼朱由校又做出瞭如何的抉擇呢？當時，面對後金的崛起，袁崇煥曾提出在遼東地區大興屯田，以此為壁壘，意圖明顯，希望能夠困死後金；但是對於袁崇煥的提議，作為皇帝的朱由校卻對袁崇煥的屯田之策提出了六點發問：“但向後作何給授使軍民不相妨？作何分撥使農戰不偏廢？作何演練使農隙皆兵？作何更番使營伍皆農？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馬？作何收保不致資盜糧？”

這些也都從側面上展現了作為一個皇帝，他對於袁崇煥出於好心的策略的反思以及用策上的個人主見。而也正是如此，才避免了一如崇禎帝上位後，崇禎帝聽信袁崇煥五年復遼，構築關寧防線的所帶來的既不能防敵（己巳之變，面對皇太極叩關的十萬大軍，袁崇煥構築的關寧防線竟毫無察覺）；又由此而導致了大明王朝的財政枯竭。在否定了袁崇煥的策略之後，他在遼東之上也並不是是沒有做出部署。當然這些措施的實施，也都是假以魏忠賢之手，熊廷弼、兵部尚書趙南星、孫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人的起用，都賴於他的首肯。

即便是後來，當魏忠賢的擅權以專被自詡正義的東林黨人彈劾之時，對於志在搬到魏忠賢的葉向高，他給出的批語卻是“舉朝轟然，殊非國體，卿與廷臣不同，宜急調劑，釋諸臣之疑。”或許在木匠皇帝、昏聵之主的外衣之下的朱由校，更是一個熟諳權謀之術的君王，對於當時已經根深蒂固、無法根除的黨爭之禍，最好的治理措施顯然是扶持閹黨與之爭衡，只要不一方獨大便好。

但是這一點身為弟弟的朱由檢，直至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夕，才明白哥哥朱由校彌留之際，囑咐自己不要殺害魏忠賢的良苦用心，治國之術，哪裡是簡單的黑白、對錯。可惜的是，大錯已經鑄就，歷史也不能重塑。1644年，大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