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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時，西域各國要向漢朝“納質”，與漢朝建立藩屬關係；中央也用索要“質子”來保障對邊疆的統治。這些質子一般都居住在長安的蠻夷邸，有專門的人員接待和管理。這些質子一般都是各國國王的兒子，他們犯了罪會受到什麼懲罰呢？對他們的依法處理有沒有損害“絲綢之路”呢？

《漢書》就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徵和元年（公元前92年），樓蘭王死了，想要立在長安當質子的那個樓蘭王子為國王。然而，因為這個質子違反了漢朝的法律，被處以宮刑（就是司馬遷受的那個刑罰），所以漢廷就告訴使者：天子很喜愛這個質子，不能將他派回國繼位，請你們立第二順位的王子繼位吧。於是樓蘭換了一個王子繼位，漢朝命令新國王再派一個兒子過來當質子。

這個新的樓蘭王在漢朝和匈奴之間搞平衡，同時又派了一個質子到匈奴。後來這個樓蘭王死後，匈奴先得到訊息，把在匈奴的這個質子搶先派回國即位。這個匈奴派回的質子背叛漢朝投靠匈奴，後來被漢使刺殺。

從這個故事可以知道，

質子作為樓蘭王的繼承人，如果違反了漢朝的法律，仍會依法懲處，甚至會導致質子喪失繼位資格

。

對於犯了大罪的國王，

漢朝會將其斬首，並懸掛在入京質子、使節和商人居住的蠻夷邸，以弘揚國威、警示四夷

。漢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他們上書要求“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東漢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可見，到了東漢，懸首蠻夷邸還在發揮著警示和約束、規範的作用。

漢朝對外國人如此嚴格執法，當時的漢人在國際上反而很受尊重。

匈奴對漢人以外的國家的人那是能殺就殺。比如對大月氏，“盡殺降將族人，取其王頭顱為酒器”。

“滅東胡，殺降卒，以慕容、拓跋貴胄為奴”。

但匈奴對漢人則非常寬容，一般都是“皆配之與胡女而留之”，比如蘇武、張騫。對於投降匈奴的漢朝將領，則是：

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

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之上。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起碼也得恢復到漢朝的水平吧。在國內對外國人，依法判決；在國外，外國女子以嫁給中國男人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