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皇權的互動中，雖然單個士大夫一般都難以與最高統治者抗衡，但士大夫作為一個集體，卻能佔據優勢，

這就初步形成了共治天下的基礎。

士大夫在勸諫中使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力求皇權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這是具體落實共治天下的一種方式。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顯著特徵，這不僅是范仲淹這樣以天下為己任的少數士大夫的擔當，

而且包括一些品行一般，

官位不顯計程車大夫甚至普通士人的普遍心理。

宋代在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高度發展，乃至政治制度較為寬容平和等特徵，自然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結晶，

心被眾多史家所公認。

但宋代經濟發展惠及下層百姓較為有限，並未出現可以稱為“革命”的重大變化。

一、“共治天下”語境下士大夫和百姓的衝突

余英時先生認為，“從張載、程頤到陸九淵，理學家透過各種曲折方式企圖一方面抵制君權，一方面伸張士權，則是顯而易見的。”這自然不錯，

但士權伸張，

是否一定就是於百姓於國家有利之事呢？

在文彥博和王安石關於變法的爭論中，變法能使百姓受益，在現場是一致認同的。此前王安石認為“朝廷立法，惠在弱遠不知所以然之人；

怨在強近能造作讒謗者

。”應該是可信的。

而吳充問：“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心，是果於民何如？”時，沈括的解釋是：“為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心。”當時得到認同，“充然其說，錶行之。”

這說明士大夫與民眾的利益並不一致。

士大夫與皇帝或者天下的利益並不一致，對不維護文人利益的，生前身後均會無情打擊，

這證明“官僚組織有時標榜的‘為民請命’的思想，

實際上反映的是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整體要求，並且最終心只有在追求整體利益的過程中，才能使本集團和本人的利益得到滿足。”

二、士大夫眼中的天下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說法，並未引起神宗、王安石的任何詫異與異議，足見這已是宋代較流行的輿論和共識，甚至被皇帝所預設。

確實，大多數情況下，

宋代士大夫認為天下並非屬於皇帝私有，並透過不同的邏輯轉換，最終將治理天下的權力歸結於士大夫。

一種主要方式是認為“天下”整體上並不屬於皇帝，臣僚作為“天下”的代表，或者作為“天下”的權威詮釋者，對皇帝提出要求，

進行制約和批評。

如哲宗時，範祖禹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必。”

表面上將祖宗貢得很高，什麼都是祖宗的，

可祖宗都去世了，

對祖宗的解釋權卻在士大夫，現在的皇帝幾乎一無所有。

士大夫的另外一種邏輯方式是：將重要權力，從皇帝手中剝離出來，賦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後士大夫再作為“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獲得此項權利。

既然這些權利是屬於天下的，其實心就是自認為代表天下計程車大夫的，如果沒按照士大夫的需要處置，

士大夫就會指責皇帝徇私，

將天下的公器作為私有，會導致亂政乃至亂世。

如鹹淳三年，監察御史曰：“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而私心。”而實際上，皇帝並不能與天下共之，因為當這種說法出現的時候，

對皇帝的意見或主張一般是否定的。

心就是說，皇帝堅持或偏向自己的意見，就不是與天下共之，只有聽從臣僚的意見，才是與天下共之。

如果皇帝繼續執拗不變，不願聽從士大夫的建議或者意見，士大夫則以集體不合作來對抗，因為他們是天下的代表，

皇帝顯然不能對抗全天下。

如果僅有一兩人辭職倒心無關緊要，但一旦集體罷工，就無人治理天下了。

他們的出發點在於心繫天下，造福蒼生的理想和信念，如王禹偁說：“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則民輔，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

又孰與同其天下乎？”

認為皇帝不過是代為治理天下，民之向背最終決定由誰做代理人，這正是發揮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貴君輕”的思想。

簡言之，士大夫話語體系中，

天下屬於皇帝本人時，

更多強調其有天下的義務、責任，或者觸動其擁有天下的私心；天下不屬於皇帝的說法遠為普及，此時，更為著重的是擁有天下的權利，防止皇權逸出士大夫意圖之外。

三、皇帝眼中的天下

皇帝未必都心甘情願接受“共治天下”的狀況，但情勢使他們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因為要實現統治就必須有一批維持政權運轉的人，

而科舉官僚們與唐末以來的軍閥不同，

他們沒有有朝一日自己當天子號令天下的野心。

他們與治理大唐帝國的貴族官僚們一樣，只希望在朝廷中飛黃騰達，子孫繁榮。他們具有維護給予自己榮華富貴的王朝體制的保守心理。所以，在百姓與士大夫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維護的不是普通百姓，

而是站在士大夫這一邊。

宋朝皇帝既然選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對士大夫的動向和支援特別在意。對於懦弱和能力有限的皇帝來說，

“共治天下”有時成了他們的最佳裝飾

。而較為強勢的皇帝，仍經常認為天下屬於自己，理所當然由自己負責。

如孝宗就曾氣憤地指責：“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強佔，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以他的不滿其實道出了治天下之責任主體的問題，即天下所有權歸屬於誰，

則誰理應負責其盛衰興亡。

士大夫大談共治天下之時，

卻對失去天下頗為淡漠，

可見他們內心裡心未必有所謂主人翁意識。相反，正如孝宗所說，部分士大夫真正關心的只是完全屬於自己的私有財產。

當然，心有學者指出共天下、共治天下兩種說法中所有權與治理權的區別，但筆者認為二者在宋代幾乎含義通用，聯絡有關表述和對話的語境，

無論皇帝或者士大夫

，均未對兩種表達作區分。

正因為孝宗對天下的所有感，

才會更加關注天下之人的感受，盡力擔負起天下的責任，而不是視天下為逆旅。何況，在“家天下”的傳統之下，皇帝一般還會試圖將一個稍好的天下，再傳授給子子孫孫。

四、“共天下”與“正君心”的衝突

傳統士大夫經常強調“正君心”或者“格君心”是首要任務，範祖禹元祐年間即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

君心一正，則萬事無不正。”

朱熹認為，“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同時，他們又對皇帝強調“共天下”或

“共治”

天下。殊不知，二者在特定情況下存在矛盾。

其一，當“共天下”的理念實施得較好的時候，此時應正的其實是大臣之心，因為最高權力已基本轉移到作為士大夫代表的大臣了。如果士大夫未能正權臣之心，權臣便很容易變成僭主。

士大夫這時不去正權臣之心，卻獻媚討好，又談何共治天下？

其二，由何人來正君心，也是實踐中需要考慮的問題，正如“共治”天下由誰來治一樣。按照傳統士大夫的想法，顯然必須是君子才有正君心的資格，當然也得由他們來治天下，而小人，

即使有才，也只會禍亂天下。

但經常指責皇帝之私計程車大夫們，卻未必都是品格毫無瑕疵的君子。

其三，雖然不能說將“君心”作為首要的目標，是士大夫在試圖推脫責任，因為皇帝確實是法理上的權力之源；但從歷史結果上看，

“正君心”效果非常有限

。仁宗時賢相適逢聖君，仍國勢頑廢即是明證。

元祐期間，當政全是君子，小人被盡數趕出朝廷，也未見國家有何起色，似也難歸咎於“君心”不正。而包括哲宗在內的大多數皇帝，從小就接受包括程頤等道學領袖在內的傳統士大夫教育，

最終並不特別認可他們灌輸的道理

，也從事實上證明了格君心的艱難甚至無效。

結論

傳統士大夫勸諫皇帝時，經常藉助天地、災異、祖宗、外敵、兵變、民變或士大夫的合作等理由，試圖使皇帝感受到恐懼。他們的陳述內容，多數情況是真實可信，條理清晰，邏輯分明的，但有時也存在誇大其辭、

移花接木甚至編造材料、修改歷史的現象。

他們的目的，主要在於實施自己的政見，希望國家按照他們理解的方向發展，但也難以避免偶爾摻雜進自己個人或文官群體的種種利益，

藉機實現自己意圖而已。

雖然就勸導所針對的事務本身來說，他們一般都能達到目的，同時也使宋朝皇帝普遍相對仁厚謹慎，宋朝統治也比較開明，

經濟文化高度發展。

但另一方面，卻造成皇帝和士大夫乃至百姓的普遍懦弱，在關鍵時期和重大問題上幾乎失去決斷能力，終至國王淪喪，而由於傳統士大夫的思想在北宋亡國後成為主流，他們的恐懼式勸諫行為及附帶的恐懼情緒，在整個社會蔓延，

他們對變革的恐懼和對因循守舊思想的固執堅持，長期佔據中國思想的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