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賄賂，也就是俗稱的“美人計”，是非常巧妙而灰色的權色交易。
它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不僅只是男女作風不正的私德問題，而是直指公權力的腐敗亂象。性賄賂，並不是一個新的罪名，只是那些年來不斷有人干係到，倒重現發酵起來。
“廉則興邦，貪則亡國”，是中國人早有的共識。而嚴以治吏，更是歷代王朝共通的做法，所以在防治“性賄賂”上其實並不心慈手軟。 古往今來的無數案例足以表明，貪財貪色往往密切交織，且惡性互動，懲治貪色必須施行重典治吏政策。
古人只是比我們老，並不比後人傻。在性賄賂、性腐敗常見的以色謀私、通姦、強姦、嫖娼等等問題上，早有預想和對策。
首先，是性賄賂發生地的杜絕。性賄賂、拉皮條，最普遍的地方當在聲色場所。中國古代對這項管控極嚴。東莞式權色交易、公然量販化極盡色情肉慾刺激的世界，在中國過去從未出現過——即便是晚明那樣的放辟邪侈社會。
我們現在受到影視劇的誤導，總以為古代妓院橫行，搞得性產業合法化早已普遍、公開的淫亂行為很受保護似的。實際上，古代妓院並不流行，甚至基本沒有，只少數時候，在少數大城市盛行過一段時期，小地方、鄉下更不存在所謂妓院。這等傷風敗俗的風氣，是不可能被官府所允許的。
聲色，是人性之所需，古代政府的做法，基本是疏而不堵，樂而不淫。比如，唐代王朝後設有教坊，是專業官署，其職在專管雅樂之外的樂、歌、舞，其地則是宮廷樂伎聚居之地，主要為皇家宮廷服務。在地方，則又有官伎，給官員們偶爾公餘消遣，所有事情都是公開的，是處在互相監管的環境中，性賄賂的可能性是不大存在的。唐宋以前政府，多半如此做法。
所以，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規規矩矩聽官伎彈奏，柳如是從來靠才藝而不是拿身體作生意，即便到了晚清《海上花列傳》，你也看不到有肉體買賣的記錄。那時的官員、文人混官伎，多半隻是風雅，並不肉慾惡俗。
其次，對於一些隱形的性賄賂形式，比如暗地嫖娼、借招伎搞變相賄賂的行為，古代法律處罰力度極大。基本上沒有官員敢於頂風作案。
中國古代，妓院不被允許，可暗娼當然有，也不可避免。但也是多半如宋人《都城紀勝》講的，“酒閣內暗藏臥床也”，偷偷摸摸搞，不可能門口大張旗鼓掛著招牌，遒勁書法寫著“怡紅院”三字。反正你要翻歷史，如今讓人色變那些傳染病，什麼狂犬病、天花、小兒麻痺、鼠疫、梅毒、包括香港腳等，基本都是歐洲傳來的，中土沒那麼性氾濫，少有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時，多的是伎院，是伎女，類似現在的KTV和女性藝人，無論官辦私營，一概賣藝不賣身，宋代的勾欄瓦舍、明代的秦淮諸豔，都是此屬。官員、富商要在這些曖昧地方聚會在明清兩代都是禁忌，更何況要明目張膽地搞性賄賂，這是很難辦到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形式上，性賄賂的發生源是法律所嚴控的。
在過去，普通百姓去嫖娼法律不怎麼監管，但是官吏宿娼、搞權色交易的性賄賂卻為法所不容，處罰極重。比如，《明律》規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附過，候廕襲之日，降一等，於邊遠敘用”；《清律》規定，“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挾妓飲酒，亦坐犯罪。若官員子孫（ 應襲蔭者） 宿娼及生員挾妓者，罪亦如之”。
看這些律法規定，我們可以看到說，至少在明清，官員之間若要搞什麼嫖娼、吃花酒之類的性賄賂，受到的責罰是“杖六十”、“邊遠敘用”、“降一等”等處罰。“杖六十”什麼概念，如果對古代笞杖之刑有了解的都知道，這是足以致人於死地的。
當然，巧妙規避性賄賂的風險也是多的。比如，古代禮法、律法再嚴，至少對於重婚、包養等行為是不禁止甚至是鼓勵的。也因此，古代有錢人、官宦人家也不大需要出去犯法搞權色交換，直接在家養妓女，包養小妾就行了。你當官去吃別人的花酒涉嫌犯法，但是娶別人送的小妾理論上卻沒問題。
當然，若有查出貪瀆問題，也是要法辦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而且，古代中國官場，不要說公然的性賄賂的，其實對於現代人熟悉的通姦、強姦、性騷擾、猥褻民妻等這些性行為或隱形性賄賂，制裁也很明確，很嚴苛的。而且，這些罪行都是專門為官員制定的。
比如，關於通姦罪。我們看史載， 早在東漢章帝時，荊州刺史謝夷吾就接手一亭長的“和姦案”，處罰嚴厲。唐律對“部曲、雜戶、官戶”對通姦是“各加一等”，明清兩朝對官吏通姦也都是重加處罰，所以我們黨紀政紀中，“通姦”常常出現在通報上，日益成為遏制性腐敗、性賄賂的一項規制，也是有傳統淵源可尋的。咳咳。
再比如，官員如果敢公然性騷擾、甚至強姦，比之平民，受到的處罰更重。唐律規定，普通人的強姦罪之刑為徒二年（ 無夫者） 或二年半（ 有夫者） ，官吏強姦則為徒二年半或徒三年。元律更牛氣，強姦有夫婦女既遂者直接死刑，未遂者處流刑； 清律也大體遵循這一規則。古代中國，倫理社會，對於男女之事，出了紕漏，處罰是極重的。
像如今的官民強姦罪，量刑這麼低，過去沒有的事。宋仁宗延祐五年，武進縣某縣官，只是將民妻阿五“扯捽戲謔”，結果被杖罰“六十七，罷現役，降二等雜職內敘用”。
但是，我也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終究只是明面上的規則，潛規則有麼，肯定是有的。
舉例：北宋初，滄州節度使張美是個能吏，但愛財好色，就喜歡搞逼婚、收受性賄賂。天子趙匡胤聽聞，不但沒有按律處置，只是讓其母轉告張美，大意是說，要錢，可以找我，至於良家小女，“好生相待才是”。在很多封建時代，懲治性賄賂、性腐敗的國家大法，常常就這麼流為一紙空文，可嘆。
只是，我們可以說，中國曆代王朝，無論怎麼動亂，畢竟都始終禮法至上，嚴男女之大妨，對於官員性腐敗、性賄賂的懲處大體上都是狠嚴厲的。他們也許早就明白，“食色，性也”，貪色根植於人性，講道德沒有用，只有以法制之，才是硬道理。